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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第二部:闯关东 -- 第3章  海陆空并进

二  闯关东



  老祖宗留下的辞典中,有句话叫“官逼民反”。其实,中国老百姓在走投无路之前,大抵不是反而是跑——“官逼民跑”。“公鸡”状的中国土地上的各族百姓,逢上天灾战祸,就像候鸟和鱼类迁移、洄游一样,是各有属于自己的路线和天地的。

  山东、河北人心目中的乐土是关东,他们世世代代走的都是一条路:闯关东。

  从秦未开始,逢战乱,内地人就浪潮般拥向这里。清兵入关夺得政权不久,就将关东划为禁区,严禁关内人涉足。黑土地是“龙兴之地”,“龙脉”不可犯,一切都得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加上不断抽调八旗兵丁入关打仗,使面积占全国1/5的东北,人口只占全国的0.1%左右,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两个人。

  (客观上,这倒像今天人类划定的一些“自然风景保护区”。)但禁是禁不住的,人类求生的欲望比甚麽力量都强大。从康熙7年(1668年)正式封禁到嘉庆18年被迫开禁,闯关东的人流从未断过,一浪高过一浪。

  陆地关卡盘查,就从海上闯。官兵封锁大路,就走小路,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条路。推车的,车上是一堆杂物和一个孩子,或是一个老人。挑担的,一边盛孩子,一边盛东西。独轮车轴瓦干涩的噪音,在苍天和大地间吱扭着。孩子不哭不闹,神态木然得像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老人白发染成土色,浑浊的目光凝视远方,闪烁着童稚般的希冀。不断有人倒下,以家庭为基础的行进单位解体了,人们就自动组成新的群体,人们不说话,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连路边的“死倒”也不屑一顾,甚至跪在刚隆起的坟包前的人也是无声地垂泪。他们把理想、信念和追求,都倾往在一双双血肉模糊的脚上。他们知道寻求幸福需要代价,他们还准备付出代价。只要能够拥抱那片富饶的土地,无论付出甚麽样的代价,都不在话下。

  笔者的爷爷的爷爷,当年和一群山东汉子跨海到了辽东。汉子们晕船晕得一塌糊涂,一个个就像被潮浪冲上岸的死鱼。可那一双双眼睛都燃烧着灼人的光彩:到关东啦!

  3年困难的时间,老师组织我们到车站欢迎山东来的难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有的还戴看红领巾。记不得是当时还没人想到把“盲”和“流”两个字联在一起,还是怎麽的,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有个挺漂亮却没人叫的名字——“支边建设者”。

  而“八·一五”后的这次闯关东,无论其规模、声势、目的、手段,以及对这片黑土地产生的影响和变革,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3章  海陆空并进

  9月初,冀热辽军区16分区曾克林、唐凯部两个团,两个支队,约4千7百余人①,到达沈阳、本溪、南满各地;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三个团、一个支队,约5千人②,到达山海关、锦州、沈阳一带。

  10月上旬,箫华率山东军区司政供卫等部,约1千余人,到达安东(今丹东);沙克率冀中31团,约1千5百人,到达锦州地区;万毅率东北挺进纵队,约3千5百人,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一带;吕正操率晋西一个小团,约6百人,到达沈阳。

  10下旬,吴克华、彭嘉庆率山东6师和5师两个团,约8千余人,到达营口地区;杨国夫率山东7师,约6千余人,到达山海关地区,刘其人率6千余人,到达古北口(第二年2月到东北);刘转连、晏福生率359旅,约3千余人,到达本溪、抚顺地区;邓克明率冀鲁豫一个团,约1千余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文年生率陕甘警1旅,约3千余人,到达锦州地区。

  11月上旬,罗荣桓率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和警卫部队及几个独立营,约4千余人,到达安东及沈阳地区;山东2师罗华生部,约7千5百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11月中旬,山东1师梁兴初部。约7千5百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山东田松支队,约1千人,到达牡丹江地区。

  11月中下旬,黄克诚率新四军3师(包括7旅、8旅、10旅、独立旅和三个特团),约3万2千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

  11月下旬,黄永胜率延安教2旅,约3千余人,到达热河。

  12月初,罗舜初率山东3师及鲁中警3旅,约9千人到达沈阳、鞍山地区。

  抗日军政大学1千人,延安炮兵学校1千余人,先后到达南满地区。

  到达东北的部队,总计为10万7千余人。

  与此同时,中央从冀热辽、延安、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华中、华东、中原等地,抽调2万多党政军干部和各种技术人员,进入东北。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0名,政治局委员4名。



               出关第一军

  8月13日,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朱德的七号命令,特别是第二号命令。决定抽调八个团,一个营,两个支队,约1万3千余人,并2千5百名地方干部,由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负责,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挺进东北。先由靠近东北的14、15、16军分区部队组成第一梯队,于8月下旬,兵分三路,出长城各口闯关东。

  16分区12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刘光涛,骑着小毛驴,到分区所在地抚宁县台头营镇去开会。

  坐在刘光涛将军家中,望着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儒雅文静,颇有学者风度的原沈阳军区副政委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他当年骑毛驴时的形象和神态,脑幕上总是顽固地浮现出那位幽默大师阿凡提和那只小毛驴。从冀东到关东,那在乡道上颠儿颠儿的小毛驴,从来都是回娘家的新媳妇和赶集的老大大的坐骑。

  冀东毛驴多。毛驴吃的少,不挑食,能负重,爬山,不爱闹病,不像马那样娇贵。这正对土八路脾气。当时冀东团以上干部,都配只毛驴。刘光涛在冀东骑了3年毛驴。

  1938年冀东暴动组建的12团,是16军分区主力,一直在长城内外活动。关里紧了出关,关外紧了进关,跳来跳去,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出击。日本投降前,12团正在关外反“集团部落”③。团党委开会,研究把部队集中关里作战。会正开着,警卫排战士高金诚吵儿巴火跑进来: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都冲他瞪眼睛:甚麽鬼子投降了?发神经!小高说:是区长亲口讲的,说小鬼子投降了,每人慰劳一斤肉。

  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都不知道,他区长知道个甚麽?胡说八道。小高还想争辩,一想这话确实在理,撅起嘴,不再“胡说八道”了。

  笔老采访百余位老人,谈到听说日本投降了,没一个相信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

  8月25日上午,16军分区团以上干部,骑着在古今中外军队中都堪称一绝的小毛驴,从各条乡路上颠儿颠儿地去分区开会时,也不知道他们就要闯关东了。

  更不可能知道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不知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战略侦察,为中央制定东北战略提供依据。

  除了日本投降,“老大哥”到了关东,其他几乎一无所知。

  5天后,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12团、18团、朝鲜支队和临抚昌支队踏上了关东的土地。

  是夜里从山海关西边的九门口绕过去的。

  月亮又大又圆,给雨后清新的田野,重叠的远山和巨齿似的长城,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银白。快成熟的粗大的玉米棒子和沉甸甸的谷穗,在夜风中轻柔地摩掌着,隐隐透出庄稼人才能嗅到的馨香,一阵阵撩拨着本是庄稼人的士兵的心。队伍的山路上拖出10多里,月光下像条灰色河流悄无声息地涌动。偶尔有只夜宿的鸟儿飞走了,翅膀朴啦啦扇动着,愈发增添了山野的静寂。

  过城豁子时,都觉着有些憋气。

  打了8年,好歹胜利了,去关东还得偷偷摸摸的,可老蒋是正牌,鬼子伪军向人家投降,不认咱土八路,硬闯又闯不过去,不绕着走,又能怎样?

  上午9点多钟到达前所车站,先头连报告,一队苏军正迎面开来。

  “老大哥”来接咱们了!队伍一下子沸腾了。

  三尺半长,用颜料染得灰不灰、黄不黄、紫不紫的土粗布军装上的泥巳。汗渍和皱褶,抠了又抠,抻了又抻。同样颜色的军帽,军帽上的瓷质青天白日帽徽,正了又正,擦了又擦。湿漉漉没了模样的绑腿,几乎全部重打一遍。枪和刺刀更是擦呀擦呀。怎麽擦也是那些破烂家什,为的是让“老大哥”见出个精神头儿。收拾停当,部队在路边排成4路纵队,演练呼口号。又抽调20多名司号员组成一支“军乐队”,站在队列前边。

  来的是支50多人的苏军,分乘5辆汽车,拖着3门炮。

  老远就军号齐呜,口号震天:红军万岁!

  斯大林万岁!

  中苏友好万岁!

  离休前是长春警备区参谋长的高秀成老人,当时是12团2连指导员。

  老人说:8年抗战,部队政治教育没少讲苏联。苏联出兵东北后,好像还发了本教材,专门进行教育。讲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是支援我们的“老大哥”。讲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已经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讲中国革命胜利后就要走苏联的道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伙儿可爱听了,觉得苏联就像传说中的天堂一样美,一心朴实地和“老大哥”好。

  在冀东出发前搞动员,说去解放东北兄弟,和“老大哥”会师,大家那个乐呀。那时候那人心肠热,心眼实。

  过去光听讲,这回真的看到了,原来“老大哥”都是大鼻子,蓝眼睛,头发甚麽色的都有,还带卷儿。看这是好奇,最眼馋的是那转盘枪和大炮。当兵的就爱这个。咱一个团才1门82迫击炮,还是主力团。人家这麽几个人就这麽多汽车大炮,怪不得人家打败希特勒和小日本呢。

  光高兴了,喊了半天曰号,才发现人家没应声。一个个抓着转盘枪,警惕地打量我们,连车也不下。大家心里犯起嘀咕:这“老大哥”怎麽不热乎,也不下车认亲呢?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弄不明白我们的身份,怕我们是国民党,甚至是土匪甚麽的。

  嘀咕是嘀咕,多少年培养起来的感情可是一点儿也不减,到底把“老大哥”的热乎劲儿也煽起来了,也喊起口号来。就像看不明白人家那军衔一样,他们喊些甚麽也听不憧。到沈阳又见到些“老大哥”,才寻思出来好像有个“毛泽东乌拉”。

  前所会师,土八路胆气壮了,建议联手攻打山海关。“老大哥”不置可否。再三交涉,才请示上级,同矣噤合行动。

  在城外一栋房子里和日军谈判,并递交通牒:“中国八路军和苏联两国强大军队已兵临山海关城下,着派中苏两军代表向驻山海关日军司令官送出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和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限于本日下午2时,率部于山海关南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落款也够气派的:“中国八路军司令官代表,苏联红军司令官代表。”④。

  苏军代表命令日军打开城门,让红军和八路军进城。日军代表说,山海关归国军接收,贵军要进城,我得请示。苏军代表说,我们不是占领,是走到头了,要和城里中国军民联欢。你们立即出城,把枪架好,联欢完了再还你们。日军代表仍说得请示。苏军代表火了:限你们半小时答覆,不然就不客气了!

  高秀成担任翻译。他曾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过日语,学得半生不熟,又扔4年多了,只能听出个大概意思。苏军带的翻译是个蒙古人,也是个“二百五”。高秀成嗑嗑巳巳把日语译成汉语,那蒙古人再接力似地译成俄语。日军代表一个劲儿说好话,一口一个“贵军”。苏军代表是个有点二杆子味儿的副连长,几句话就一个“混蛋”。

  时间过了,两国军队在炮火掩护下,分3路发起冲击,18团首先突入城内,12团攻下车站和桥梁厂。日军无心恋战,争相逃命。伪军纷纷投降:我们早就想缴枪了。

  16军分区离开驻地后,一路克樊各庄、海阳、柳门和石门寨,枪声不断。但堪称战斗的,要算土洋八路攻占山海关。

  攻占山海关,使16军分区闯关东没了后顾之忧,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一扇大门。

  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降书,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第二天,16军分区部队乘坐一列客货混编火车,从山海关到达锦州。

  第二天,12团和朝鲜支队,闯入东北最大城市沈阳。

  一星期后,又相继进入鞍山、辽阳、抚顺、本溪等城市。

  至此,16军分区不仅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而且为共产党人挺进东北抢夺了先机之利。

  某军干休休所离休干部标兵,原作训处长吕效荣老人,一提到本溪,话匣子就打开了。

  山西人讥讽闾锡山这位五台县人:“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

  一口五台话的吕效荣,16岁参加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第二年被叛徒出卖被俘。正赶上木溪煤矿瓦斯大爆炸,死亡2000多劳工。一列闷罐从山西咕咚咕咚到了本木溪,把他和一些被俘的八路路军和在中条山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赶进茨沟涛煤矿矿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把有“危险倾向”的1000多人,编为“特殊工人”(日本人称为,“直辖夫”)。每顿两个橡子面窝头,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上井就关进有两层电网的棚子里。大小便要报告,有人看着。睡觉时,麻袋片衣服都给抱走。一年365天,能动弹就得下井。伤了,病了不能干了,拖去万人坑喂狗。如今,本溪老人还常念叨:甚麽叫十八层地狱?那“特殊工人”就是十八层地狱中人呀!那小鬼子才叫歹毒呢!

  日本要投降的迹象,先是监工不打人了,伙食也好了些,还给发衣服鞋子。接着,一些民愤大的日本人,一些比日本人更可恶的“二鬼子”,都不见了。留下来的直讨好中国人:日本的快快的不行了,将来你们掌柜的干活,我们苦力的干活。大家以为鬼子又耍甚麽花样。形势明朗后,都担心鬼子撤退前搞大屠杀,自动组织起来,准备和鬼子拚命。

  领头的,是个国民党少校贺觉民,新四军一个副团长邢方银,胶东解放区一个区长陶守崇。8月14日夜,大雨瓢泼,“特殊工人”冲出茨沟,去市里抢了一个军火库。第二天,暴动工人编成一个大队,贺觉民任大队长,邢方银任副大队长,陶守崇任政治部主任。

  当他们戴着涂有特殊红色标记的矿灯,同为十八层地狱中人时,从磨洋工到暴动起义,大家抱成团,同仇敌忾和鬼子斗。当地狱不复存在时,这一切也就不复存在了。

  收音机收到的都是国民党广播。今天讲熊式辉快来了,明天讲马占山到了,让保护工厂、矿山,等待国军接收。国民党的人越听越高兴,有的激动得边哭边喊:咱们的军队来了!他们本来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人又多,摩拳擦掌想动手。没几天,本溪纷纷传说中国军队开进了沈阳,他们更加有恃无恐了。一天夜里,突然袭击,把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5中队的枪缴了。

  形势一触即发。吕效荣所在的清一色是共产党的3中队,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应付不测。这时,派去沈阳的侦察员回来了,说到沈阳的是冀东束八路军。共产党欢呼雀跃,士气大振。国民党的人一下子全蔫了。

  曾克林派人来改编,把缴5中队枪的特务中队中队长枪毙了。罪名是“破坏国共合作”。

  吕效荣老人说,暴动成功后,双方都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若不是咱们的人先到了,我们这些人不死无葬身之地,也得垮了,散了,哪还有后来3纵队8师那个23团呀?

  9月16日,中央在《我东北现况通报》“中,这样写道:

    (一)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二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

  均有曾部。曾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

  。

    (二)原在东北做苦工我八路军之俘虏约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游击队

  ,若干股并进入长春。

    (三)国民党员从监狱释出后,甚为活跃,到处成立国民党部。

    (四)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

  看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谷重要工厂及仓庠,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几

  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材落于民间者甚多。

    (五)扩乒极容易,每一号召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⑤

    ……

  12月初,东北局给中央的一封电报,谈到进入东北后兵员、装备迅速扩大、发展时,挺有趣地使用了一个很准确,但通常都带有贬意的名词:“暴发户”。

  冀热辽军区出关时三个分区:1万3千余人,两个月左右就发展到10万余人。这种发展很难说是正常的和可靠的。这已为历史证明了。

  但是,无论后来发生了甚麽,也无论人们对此说了些甚麽,“八·一五”后的出关第一军,冀东部队,特别是16军分区部队,功绩却是不朽的。

  那是战略上的成功与不朽。



            “原东北军……”

  就在延安电台广播朱德第二号命令(8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载朱德的七号命令,并发表消息:《接获总部命令后,我百万雄师纷纷出动,贺龙将军所部分路进击太原,吕正操等军星夜向东北进发》的同时,精明的共产党人又发了个内部指示。



  晋绥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

    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

  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部马上开住东北四省,而应依中央

  灰夜指示,动员全军执行当前任务勿懈。唯山东万毅部,应准备侍命出发。

                                中央

                                8.11



  以万毅为司令员的“东北挺进纵队”,是9月24日由山东黄县乐家口码头分批登船,月底陆续到达东北的。

  42年后笔者采访时,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万毅老人,刚渡过80寿辰。约定8点到,挤车换车晚几分钟。听到门响和脚步声,已在客厅等候的老人,从椅子上立起,头微微仰着,向前伸出双手。临走也是如此。

  3年前患青光眼双目失明的老人,1。70米以上身材,穿一件黄色将军呢大衣,白发秃顶,清雇瞿铄,硬硬朗朗。老人乡音不改,讲话极有条理,张口脸上就露出笑意。笑得慈祥,笑得温暖,笑得真诚。

  他是大连金县人。用他自己的话讲,“生下来就当了亡国奴”。那时大连叫“关东州”,是日本的附属地,学校上算术课都用日语。15岁到奉天(沈阳),见到“张大帅”的奉军。“中国也有兵?”后来就不觉奇了,他也当了“中国兵”。

  1938年春,东北军57军627团团长万毅,率军在连云港抗击日军登陆,血染征衣,歼敌百余。同年秋,627团团长万毅,率部在合肥佯攻守敌,烧了日军机场,毁敌机9架。1939年初,667团团长万毅,率部破袭津浦路,生俘日军少将原山方雄,同年秋,333旅旅长万毅,率部袭击鲁东南大店,亲临山头指挥,歼灭日军两个中队。一些日伪军据点中流传一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

  可在生养他的黑土地上,骁勇善战的热血男儿,却无用武之地。

  “九·一八”事变时,他是105师卫队营长。事变前一天,上级命令部队从市内开到郊区,说是演习,“打野外”。当晚在新民上火车快进关了,才听说日军炮轰北大营。官兵扼腕顿足,痛哭流涕,要求打回沈阳去。长官不同意。大家说,那就在长城上决一死战。长官说立即进关,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

  老人说:那14年,我最听不得的一支歌,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国土沦丧,百姓背并离乡,军人拿着枪是干甚麽的?那时候,我们这些扛着枪的流浪汉,真想把乡音改了。丢人哪!却硬是不改!不是不是男子汉硬充男子汉,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耻辱,不要忘了根和家,要打回老家去,最听不得的歌,唱得最多最响——用心唱,用血唱,用生命去唱!

  接到中央要我部“准备待命出发”命令后,那种心情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从那时起到东北解放,我们这些人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同样做为共产党员和军人,无论能力大小,我们应该出更多的力,流更多的血。因为我们是黑土地养大的。

  9月2日,“东北挺进纵队”分别从胶县、诸城。博山等地出发,20多天后到达乐家口。

  “东北挺进纵队有两个支队。1支队即万毅任支队长的滨海支队。2支队是临出发前,由鲁中、滨海、胶东三个军区各抽一个营组建的。全纵队3千5百人,东北人不到30人,全是营以上干部。另一支挺进东北的”原东北军“由吕正操率领的一个小团6百人中,东北人不到10人。9月24日上午挺进纵队首批部队一个连,由万毅率领,乘只汽艇,一路搜索前进,第二天上午到达兴城钓鱼台。上岸后,尖兵班与驻守当地的冀东部队发生误会,不打不相识地打了几枪。



              “接收武器”

  自有“闯关东”一说后,豪爽、强悍、富于开拓精神的山东人,就是世代川流不息的闯关东大军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方面军。这不仅因为山东人多地少,土地占有极不合理,还因为山东与东北毗邻。特别是海路,逢上顺风,一昼夜就到了。笔者家乡一些老人,至今仍固执地称山东人为“海南人”——从大海南边来的人。

  “八·一五”后闯关东的共产党军队,一半多来自山东。



“打败日本好回家”

  战斗英雄、某军原副军长瞿文清家楼后,有块半个篮球场大小的菜地。葱,蒜,茄子,辣椒,芸豆,大头菜,西红柿,7月辽西大地上生长的一切蔬菜,这里几乎都能见到,绿油油长势喜人。敲门进去,老人正在地里拔草,那模样神态,就像母亲抚侍婴儿。

  他父亲是煤矿工人,他自己也从未在地垅沟里刨过食。土改时,工作队和农会却给他家画为雇农。其实这也不无道理,上海。沈阳那隐蔽战略、战役、战斗企图,对行军路线、目的严格保密,这是一般军事常识。

  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政治背景。

  9月2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的电报中说:“因各地动员干部和部队去东北,规模很大,传播很广,容易暴露企图,刺激国民党美英与我不利,望各地告诉所有前进部队和干部不要声张,少说多做,住意隐蔽,切实完成任务。”

  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出关时是班长,进关时是指导员的瞿文清老人说:战争年代,管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巩固部队。战争是需要士兵进行的,没有兵怎麽打仗?拿破仑若没有士兵,还不如阿尔卑斯山的一块石头。

  那时当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平时最操心,最头痛,压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防止逃亡,要发动群众,主要是帮助教育重点人。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象”。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象”要上厕所,“我也来尿了”,马上跟去。有的就说:你别跟着了,我不能跑。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

  “八·一五”后逃亡比较多的时期,一是闯关东,二是四平保卫战后,三是东北解放后进关。逃亡原因,一是苦,二是死,三是离不开家。那年头不打仗的时候像节假日一样少,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怕苦怕死就想家,家里再苦没有死的威胁。一些打仗很勇敢的人也开小差,就是舍不得离乡离土。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是看家守业。过去闯关东是无路可走,逼上粱山。抗战打了8年,好歹胜利了,活过来了,能过安稳日子了,谁还爱离开家?

  一般地说,行军打仗路过谁家,谁就成了“巩固对象”。

  同样意思的话,大多数老人都谈过。

  大都是宿营后趁机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有的怕自己睡得死醒不来,用根绳悄悄把自己和“巩固对象”拴在一起,一动就拉醒了。逼急眼了,有的甚至用鬼子对付劳工的办法,晚上睡觉把裤子都收到连部去。据说,有的还把手榴弹弦接得老长,像绊马索一样横拉在路口上。一响就报警了。

  山东闯关东部队,除去1938年秋由晋西进入鲁南的115师343旅,和以后陆续调派的少数干部,士兵和、以下干部基木都是本地人。每次动员参军,都有这样的话:不离乡不离土的,想家了就回来看看嘛。“子弟兵”三个字的贴切和生动性,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过去,日本人常到山东招劳工,连抓带骗,当场给40块大洋,我们就针锋相对宣传日本人如何压榨劳工,“下关东就是跳火坑”,去的人都死了。又讲关东多苦,多麽冷,冰天雪地冻掉鼻子耳朵。

  现在要离乡离土闯关东了,就宣传关东多麽好,地大物博,小日本苦心经营14年,工业发达,大城市多,铁路多,楼房多,“楼上搂下,电灯电话”。

  据说,新四军3师闯关东路过临沂时,军长陈毅接见3师、以上干部,讲了这样一段话: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到一个好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个花花世界,有电灯,有楼房,出金子,出银子,那是个甚麽地方呢,毛主席没告诉我,我也没法告诉你们(哈哈大笑)……

  对于闯关东路上可能发生的逃亡,山东军区和东北局是有比较充份考虑的。

  9月25日,还在闯关东路上的林彪,和箫劲光一道发出一封电报。



罗黎萧⑥并军委请转新四军:

    在中央新战略方针下,十余万大军进行北大(原文如此。似应为“进军北

  上”——笔者),希转移时,防止逃亡,应视为一个重大问题,提议各部须为

  此召集会议,要真实研究动员的内容,与方式,及各种具体的保证方法,并互

  相通报,交换经验。动员方式不可仅限于首长讲话,而要开班、排小会,使战

  士人员讲话,通过自觉与互相动员,内容可勿在报上发表,但内部可以说明北

  上目的,在加强装备保卫抗战果实,取得保卫家乡的更好工具,及为了发动与

  解放北面群众,此种说法是否有碍秘密,请中央指示。

                                林萧

                               二十五日



  林彪的意见不谓不正确。可这位正在走马上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据说18年前南昌起义失败后,也曾开过小差。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重新归队。

  另一位正在闯关东路上的将军,据说已经跑回家了。家里人大吃一惊,说“白狗子”正在找你哪,快跑吧!

  瞿文清所在、在龙口住一天,第二天就乘船出发了。

  出发前清点人数,9班少个人。枪和背包都在,就是人没了。

  副班长急出一头汗。这个战士正是他的“巩固对象”。门口有双岗,墙外有巡逻哨,都说没人出去。半小时前吃饭还在,有人说是给房东还饭盆去了。房东说没有,大家不信,还进屋看了一圈。连队眼看要出发了,在牛栏里找到了。墙角立卷席子,副班长用手随便拨拉一下,他在里面叫起来。副班长要揍他,瞿文清连忙拉开了。他一个劲地哭:我要回家,我想家,想娘……

  不行军打仗,逃兵要关3天禁闭。然后开个“斗争会”,批评帮助教育一下,自己再检讨反省表个决心,全班同志再开个欢迎会。这回没功夫,全免了。

  战争年代有“四个枪毙”:打黑枪枪毙;强奸妇女枪毙,就地公审就地枪毙;投敌枪毙;带枪开小差枪毙——带枪开小差一般都是投敌。

  某军原副军长郑绍华,闯关东时是新四军3师独立旅1团警卫连战士。

  老人说,从苏北出发那天,全团集合,枪毙3个逃兵。离休前任大连陆军学校(现大连陆军学院)训练部长的袁步青,母亲给他4块大洋,留作开小差路费。枪毙逃兵后,母亲说:儿呀,咱可不能跑了呀!1978年两人在一个师工作,郑绍华见到袁步青母亲,半开玩笑地说:“大娘呀,老苏那时若跑了,还能当副师长吗?”

  老人说,在东北3年,他枪毙了3个逃兵。

  黑龙江省军区绥化军分区原司令员赵斌,闯关东时是1师3团2营副营长。

  老人说:在诸城还未动身,一些人就跑了。师里挑了10多个可靠的干部,由个外号叫“哇啦哇啦”的敌工干事领着,去动员那些人归队。我们走家挨户动员,说困难时候都过来了,现在胜利了,怎麽反倒不革命了呢?有人还讲到东北都能提升,当官,当大官。转了一个多星期,动员回来30多,有的还是营连干部,指导员,教导员。主要是动员干部,战士不怎麽管。没功夫管那麽多。死顽固的大都是是有老婆的。回到诸城,部队已经出发了。军区让我们从海上走。白天行军,晚上还得看着这些人。哪里看得住呀,到龙口就剩两个了。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李湖,闯关东时是鲁中警3旅管理科指导员。

  老人说:从敖阳出发不久,夜里突然响枪。我们跑出去,看见哨兵倒在地上,脚伤了。说是特务打的。月亮白晃晃,大地光溜溜,哪有个人影?到龙口又听说8团2营长朱延国被坏人打伤了,是我在5连当指导员时的司务长干的,把他抓了起来,过海到东北才弄明白,都是自伤,为了能留在山东。

  黑龙江省军区原副政委赵熙敏,闯关东时是冀中71团6连指导员。

  老人说:71团是“八·一五”后由地方部队升级(由地方部队变为主力部队,称为“升级”)的,刚升级就拉走了。临走那天早晨,全团集合,团长讲话:我们是主力,是正规军了,不要这些破枪了,要到冀东去接收新式武器,接收完了就回来。开头挺好,到冀东看到墙上“欢迎冀中部队挺进东北”大标语,就有点炸营了。团里要求党小组长和排长站岗,、长、指导员带班。有的站岗和带班的都跑了。有人就说:瞧,不让我们站岗,他们跑了。从安国出发时,一个老团一个新兵团4千多人,到古北口不足2千了。有的一个村子参军几十人,说跑都跑,村干部领着跑。过北宁路时,一个有名的战斗英雄,连长马义都跑了。出关那可真是一关哪!

  某军政委李兆书,闯关东时是新四军3师10旅警卫营3连指导员。

  老人说:一路上,抓到不少先头部队开小差的。有的不用抓,看见你自己就过来了。叫跑也不跑了。你想想,上千里路,人生地不熟,又没有钱,怎麽走?军装能脱了,口音怎麽改?国民党抓,地主老财打,汉奸特务也收拾你。即便到家了,地方政府还动员你参军。不过也真有“坚决性的”。我们连有个姓史的,在辽西跑

的,进关就叫国民党抓去了。“国军”没当上半月,又跑了。那是铁心不当兵了。

  9月7日,万毅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

  11月15日,黄克诚在给“军委林彭”⑦的电报*中说:

    三师由苏北出发共三万二千五百人(因新乒二千五百人未等到)除后勤机

  关及一地方团掩护尚在途中未禾到沿速逃亡掉队陈病号约三千人外,到达冀东

  者共约二万八千人。

  12月4日,林彪在转致“中央军委的7师杨国夫师长的电报”*中说:

    战士带枪逃跑者甚多(仅昨夜连胞二十八人带枪九支)。

  所有闯关东部队中,唯曾克林的16军分区未听说有逃亡现象。

  从出关到进关,黑土地3年内战中,逃亡始终是造成部队减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9月7日,“林罗刘谭”⑧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

    据不完全统计,野战军四、五、六三个月内逃亡八千余人。

  11月11日,“林罗谭”在给“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东北解放后,部队中议论纷纷,不少东北战士甚至某些干部怕入关作战,

  怕走路大远,怕离开家乡,土地分配后感到个人还没享受过安乐生活,以至最

  近开始增加逃亡。五纵向义县移动中逃亡三百多。四、十一两纵向冀东前进,

  十一纵一至七日逃亡六百余;四纵十一师一至六日逃亡近二百人。北儿满各独

  立团开到前线歼敌,亦发生同样情形,这在我们将来新的行动中,会较为更加

  突出。



  逃亡的几乎全为土生土长的关东人。

  李兆书老人说:14团9连指导员闹个笑话。他让文书把全连东北人抄个花名册,列为“巩固对象”。他不识字,让1排长看看有没有漏掉的。l排长一看就火了:我他妈的也成“巩固对象”了!很多解放战士是关里人,这时都成了巩固别人的骨干。有的说:排长呀,你家乡解放了,我们家还没呢,你可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哪!

  赵熙敏老人说:进关就倒过来,东北人成了骨干,关里人成了“巩固对象”。快到谁家了,就瞪着眼睛瞅着。那也看不住。打下天津走不远,65团1营教导员尹志勤就跑了。他家在天津附近。到湖南后,一天行军看见队列中一个人背口大锅,这不是老尹吗?他挺不好意思,说给抓回来了。后来听说又跑了。

  38年后,笔者在家乡采访一位人称“破烂王”的企业家时,他说:东北刚解放,百废侍兴,今天铁路,明天矿山,街头到处是招工广告。招工人员这村跑那村,那嘴皮子磨的呀。若是今天,还不把脑瓜子挤扁了?那时没有“城市户口”,“农转非”,那人的心思和现在不一样,恋乡恋土舍不得家,爱过“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

  抗战后期,山东和冀东部队流行一支歌,叫《打败日本好回家》⑧。

  沈阳军区原副政委,抗战胜利前的鲁中军区警2旅政委李伯秋老人说:1945年初,一天晚上,几个人在一起唠胜利后干甚麽。5团政治处副主任宋登华(离休前为军委测绘局政委),说要回家和叔叔种地,他家有30亩地,他叔叔可会种地了。我说,蒋介石能让你回家种地?抗战前打,抗战中打,他有那麽多军队,又有美国撑腰,怕是打完老蒋还得打美国。他说,你这话大影响信心了,可不能乱讲呀。

  老人说,《打败日本好回家》这首歌,在警2旅唱了1年多。

  “八·一五”后,就内部打招呼,不让唱了。

  在某军荣誉室,笔者抄下一支《山东纵队⑨纪念歌》。



    日寇侵入了山东,

    投降派便挂上了免战牌,

    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下站起来!

    徂徕山举义旗,

    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

    土生土长在农村在民间,

    虽然是赤手空拳,

    但是有三千八百万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

    虽然是苦中生,

    但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迈步向前;

    虽然是年轻的党军,

    但进行了无数的血战!

    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兵舰,

    在雷神庙魏家堡杨家横刘家井五井孙祖大柏山青驼寺⑩,

    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

    只要我们战斗,战斗,

    无数的战斗写下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

    战斗,战斗,只有不断的战斗,

    胜利就在我们前头!



  瞿文清老人给我唱过这支歌,好几位老人都给我唱过。老人唱得激情滔滔,我听得热血沸沸。

  这支歌后来也不唱了。

  有人说到东北后,敌人变了,地区变了,番号变了,也就自动地不唱了。有人说曾有人批评过这支歌,说它有山头主义,地方倾向,大家应该都唱《八路军军歌》。有人说其中“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这句,和挺进东北拧着劲儿,所以就不唱了。

  “败了日本狗强盗”,还要“消灭了蒋匪军”,才能回家。

  就在中国共产党闯关东部队逃亡现象屡屡发生时,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万2千名美国士兵正在举行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中的标语上写着:“让我们回家去!…”

  这些士兵在铁与血与火中生活得太久了,肺腑中充满了硝咽和尸臭,耳朵里灌满了撕心裂胆的噪音和鬼哭狠嚎的惨叫。战争结束了,大地宁静了,空气清新了,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能唤起战争的记忆,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他们渴望回到能唤起儿时的天真的地方,渴望曾经讨厌过的母亲的唠叨,渴望妻子的热吻,渴望儿女的娇憨,渴望林荫下的絮语。在铁血飞迸中,他们或许忽略了这些。可现在,他们急不可耐了!

  抗议浪潮迅速蔓延到本土外的所有美军基地。11月和12月,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美军士兵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往国内遣返军队的速度大慢,要求立即复员。愤怒的士兵给国会议员写信,议员们则向五角大楼施加压力。于是,五角大搂动员了一切力量(包括当时全世界最豪华的“女王伊丽沙白号”和“女王玛利号”客轮)把这些士兵遣返回国,其速度比战时紧急情况下向欧洲运兵速度还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厌战情绪,是全球性的。

  在一场残酷的厮杀过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没有比在血与火中冲杀过的军人,更懂得安宁和平的宝贵了,更渴望安宁和平的生活了。

  只是各有各的追求方式。



女人、孩子与重武器

  开头,除了16军分区和“东北挺进队”,各路闯关东部队都带着妻子儿女。

  也没多少女人和孩子。

  那时没“计划生育”一说,也没有婚姻法,结婚的条件叫“278团”一27岁,8年党龄,职务正团。这已够“计划”的了,有些已超出“计划”仍未结婚。有的是戎马倥惚,没有机遇,有的是执意不肯结婚。

  江拥辉团长的妻子刘淑,当时是诸城县虎部区妇救会主任。1师从诸城快登程了,江拥辉匆勿赶来找她,就匆匆跟部队走了。丈夫给她找匹马。人骑在马上,心吊在嗓子眼儿上,夜里总梦见自己悬在马蹄子下。一些人逗她,说她这位骑士潇洒极了,足可以当个骑兵团长,如果有个娘子军骑兵团的话。

  到鲁北惠民县,一道命令下来,军委让1师火速赶去山海关参战,把住这扇关东大门,师党委一个决定,把女人、孩子和重武器像包袱一样卸在惠民,部队轻装急行军走了。

  她们被告知:部队要打仗了,打完仗就夹接你们。

  这是常事。打她们和军人结合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这种生活了。她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就在惠民习惯地等着打仗去了的丈夫。直等到春节,才知道丈夫是闯了关东。

  ——这些狠心的,就这麽悄没声地就把咱甩了,连咳嗽都没咳嗽一声!……

  骂是亲,恨是爱。关东那是甚麽地方呀!鼻子冻掉没甚麽,怕的是那麽老远还能回来吗?老年人一辈又一辈讲述“闯关东”的故事,就像讲述一个发生在月球上的神话。今天丈夫拿着枪杆子一下子就闯去了,古老的神话一下子变成现实,又仿佛依然是那麽古老而又遥远。

  闯关东,找丈夫去!

  渤海地委在惠民。地委领导说,大部队都走了,小部队护送不了。她们说不用护送,我们自己走。地委说,自古哪有一帮女人闯关东的呀?她们说,你们点下头就有了。又说都嫌女人累赘,那还找女人,和女人结婚干甚麽?七嘴八舌,大声动气。说着说着,就把眼泪这个武器搬出来了。甚麽武器也不行。大年初一,大家瞅着饺子谁也不吃。3团团长妻子,头不梳,脸不洗,一杯又一杯,喝得满屋子酒气。

  3月底,1师和7师家属,坐只小汽艇闯关东,20多个女人、孩子和保姆,挤在三人多长,一人多宽的船舱里,大人吐,孩子哭,那个声和味儿呀。3团政委妻子张华,坐车时颠着早产了。母亲一滴奶没有,孩子一个劲儿哭,哭着哭着没声了。开头以为是睡着了,不知谁说不对劲儿,都挣扎着爬过来。没有奶,没有药,大海茫茫,怎麽办?谁也不吐了,就那麽围看,有的擦眼抹泪,有的傻楞着,眼睁睁看着孩子咽气了。

  在庄河县一个叫耷拉腰子的小村上岸。一辆大道奇拉上她们,绕道安东去吉林。过通化一道岭时,车翻了,两个师的家属全甩进路边没膝深的雪窝子里。爬起来,你望我,我瞅你,大眼瞪小眼。长这麽大第一次坐汽船,又第一次坐汽车,都不知道这“洋玩艺儿”是怎麽了。直到现在,老人们见面,还哈哈笑着述说彼此当时那副傻样儿。

  从延安、晋绥、晋鲁豫、华中、华东、中原等地闯关东的部队和党政军干部,家属大都是随队一起走的,战斗部队中“278团”少,女人一般都有马骑。干部团就不行了,“278团”都在一半左右,女同志,大都是徒步走到东北的。

  可以想像——

  在那秋日的黄土高原上,在那收割后裸露的中原大地上,在冀北边缘那荒无人烟的沙丘间,行进着一支支由一个个一对夫妻一个孩的家庭组成的队伍。孩子盛放在一只篮里,篮子驮放在马背的一侧,另一侧的篮子里放着衣物甚麽的。不谙事的孩子,或者随着马蹄的节律酣睡着,或者睁着不谙事的眼睛望着蓝天,涉水,爬山,越沙丘。丈夫牵着缰绳,在前边走着,妻子在盛放孩子的篮子旁边跟着,或是抓着马尾巳蹒跚着。尘土飞扬中,你可以想像那一双双露出脚趾的布鞋,想像那一双双血泡叠着血泡的脚掌。可以想像那一双双脚可能是从小就爬惯了山岭的,可能是从校门走向延安又走到这里的,可能是曾经要被改造成三寸金莲后来又解放了的。也可以想像被秋雨淋透了衣服和泡肿了的双脚,以及你可能想像得到并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种种艰难困苦中,做为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痛苦与不幸的女人,可能经受的种种痛苦与不幸……

  有人主张不带女人闯关东,这种人中有种人,想的不是轻装快步,去东北抢夺先机之利。也不是等条件好了,有根据地了,再把妻子儿女接来,而是想乘机把土气、“落后”的老婆甩掉,到那个“花花世界”中去换个花花的、洋气的。



在海上

  自古以来,山东黄县龙口和蓬莱县乐家口,就是海路闯关东的集结地和出发地。

  山东闯关东部队,大都是从海上走的。

  中央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11月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一份电报。



  胶东区党委:

    近日部队渡海情况如何,千万要多要快,不得片刻迟误,将此当作第一位

  工作,派大批干部准备渡汲海,其他工作均属次等。

                                中央

                               11.3



  从8月中旬到12月初,龙口和乐家口码头处于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中。一支支队伍开来,附近村镇都挤满了。岸上挤,湾里更挤。沿海能征集到的船只全来了,挤挤匝匝开了锅似的。一眼望去,一只只船划过去,好像就能一直走到东北。

  大都是渔船,还有些货船。钻进船舱,就像钻进了鱼罐头。从煤舱出来,都成了“煤黑子”。大船能挤一个连,小的就两个班。

  乘船教育:一、不准吸烟和打手电,防止被敌人兵舰发现;二、随时准备战斗,碰上国民党或美国军舰,用手榴弹近战肉搏,拚死不当俘虏;三、注意安全,没命令不准出舱,大小便要报告;四、出事故不要慌,船坏了,触礁了,要听从统一指挥;五、不准说不吉利话,对于船老大可能搞的迷信活动,不要干涉;六、防止晕船,不要乱走动。

  瞿文清坐的那只船,不存在走动问题。

  是只瓜瓢样的小渔舟。20多人面对面倚在船帮上,就差人叠人了。登船前发的两只瓦罐,放在中间叠在一起的腿上。开头挺正规往那里吐,后来扭过脸往海里吐,再后来就像报复似的,你朝我身上吐,我朝你脸上吐。到大连皮口山岸时,一个个就像从泔水缸里捞出来的。

  好在没有别的甚麽事。

  李湖坐的是只帆船。开头挺顺利,下午起风了,浪头掀起老高,桅杆嚓断了。船老大跪下就磕头,直叫“龙王爷开恩”。李湖说:我打这麽多年仗,子弹从来贴着头皮飞,福气最大,翻不了。听到个“翻”字,船老大又叫“龙王爷”,又叫“天老爷”,爹呀妈呀叫起来,边叫边哭。船在海上漂了4天5夜。刚上船时医院几个女兵要解溲就喊:你们坑阢开,我们有事儿。这阵子一“有事儿”就叫唤:快来呀,不行了!几个不晕船的,就把她们架到船后去。

  比较曲折宕荡,有点“历险记”味道的,是后来最先搞起诉苦运动,被3纵党委授子“教育功臣”称号的赵绪珍坐的那只船。

  这是只缴获的大帆船,3师2团特务、150多人坐着还不算太挤。指导员赵绪珍不愧为“教育功臣”,政治工作有声有色。从宿营地到码头路上,以及开船后的个把小时,歌声不断。



    春天到了万物都发青,

    咱们庄户人呀家家忙春耕,

    多生产多打粮支援子弟兵。

    八路军打仗为咱老百姓,

    部队向西行攻打蒙阴城,

    机枪扫大炮轰消减鬼子兵。



  唱完《打蒙阴城歌》,又唱(18集团军好》。

    18集团那可真正好,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样样都做到。

    吃的是煎饼,铺的是干草,

    穿的衣服更是谈不到冷热这一套,

    同志们辛苦了!

    枪是土上压五,少数是洋造迨,

    把汉奸好鬼子消减了。

    建设新中国咱们一定能辨到,

    先苦后甜慢慢热,

    同志们,到时候就好了!



  赵绪珍说:别唱了,保持安静,防止晕船。

  大家说:小鬼子都不怕,还怕晕船?

  瞿文清发的是只瓦罐,他们发的是只瓦盆,一班一只。几支歌没完,就陆续赛歌似的吐上了。盆吐满了往海里倒,没倒上两回就连盆倒了。出发前发的新毡帽,一人一顶,上面缀着青天白日,挺整齐的,有些人还舍不得戴。不知谁带的头,朝毡帽里吐,大家学起来,不少顺水漂了。顺水漂了可能有好处。保不准到东北不会照张像,保不准21年后不会被发现,小红卫兵会指着那青天白日说:你是国民党!

  刚从龙口出发时,千帆竞渡,大海都显小了。逐渐地就稀落了,傍黑时连只船影儿也没了。风浪大起来,到内长山的大长山岛附近,风向也变了。船老大一口一个“老总”,说甚麽也不敢走了。没办法,又折回龙口。

  没了模样,也没了情绪,都要求上岸,不走了。

  ——我宁肯和小鬼子拚10年刺刀,也不遭这份罪了!

  ——在哪儿都革命,非得去东北呀、——非去不可就从陆上走。再遭这罪我就跳海了!

  “教育功臣”也没了辙。党支部研究一下,咬着牙,就让那船在海上漂着。

  第二天下午,船老大说可以走了。到了砣矶岛又走不了了。这回靠了岸。有大海包着,谁也跑不了。

  歇一天又走。风平浪静挺顺溜,没想到船老大来事了。几个人大呼小叫一阵子,变戏法似的从哪里端出几盘菜和一只鸡,在船头摆好点着香,有的念念有词地磕头作揖,有的拚命敲锣打豉。为首的船老大抖抖地说:老总呀,龙王爷“亮翅”了,要这条船哪!

  蒙蒙亮的天色中,前方几百米处隐隐凸起个黑影。随船的团司令部参谋孙灵连,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黑影不见了。孙参谋端枪立在船头,命令开船。船老大脸都青了,哆哆嗦嗦驶出好远也没变过色来。

  傍晌,那黑影又出现过一次。这次看得真切,一间房子大小,圆乎乎的,呈蓝黑色。又一梭子打过去,又没了。

  船老大不害怕了,也不叫“老总”了:这八路真神,龙王爷也惹不起!

  最倒霉的是见到“老大哥”后。

  都知道到东北和“老大哥”会师,每个人好像都准备了一肚子话,到时候和“老大哥”唠个痛快。哪知在老铁山水道碰下苏联军舰,没有翻译,一肚子热乎话倒不出来。拖进港口,没吃没喝,扣了3天——把他们当“海匪”了。

  也不怪“老大哥”不认亲。

  上船不久就吐得没了人样,又在海上漂颠4天。晕船甚麽也不想吃,肚里吃食又吐光了,一个个瘦得像个鬼。“老大哥”捂着鼻子上船看了看,依着的,歪着的,横躺竖卧的。有的眼皮都不睁,有的眼皮翻了翻,甚麽表情也没有——也认不出“老大哥”了。

  每只船靠岸后,都有些人像卸货一样从船上抬下来。

  山东渡海部队陆续在辽南登陆后,先到的新枪新炮新服装的冀东部队,有些不知是不认识山东八路,还是觉得这些人太给自己丢脸了,对“卖呆”(辽东辽南人称“看热闹”为“卖呆”)的老百姓说:这都是八路从关里抓来的国民党俘虏。

  10余天后,赵绪珍带连队在辽阳赶上部队,团里已经扎好花圈,要给他们开追悼会了。

  3个多月里,除渤海军区翻了一只船,5军分区副司令员石潇江等30余人牺牲外,其余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

  还有段插曲。

  3师2团特务连的帆船进入老铁山水道前,迎面驶来一艘国民党军舰。大家钻进船舱,只留几个穿便衣的干部在上面观测情况。1挺马克辛重机枪和4挺轻机枪,悄没声地架好了。船老大喊了句“去大连运梨的”就过去了。

  大多船只都有这种插曲。对付办法,先是尽量躲避。渔船小,军舰大,易先发现对方,也易躲避。躲避不了,只留便衣人员在船上,由船老大与之对答。这一带往来渔船、货船很多,很容易混过去。

  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缺乏警觉,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大闯关东。

  1946年后,往来山东和辽宁运送伤员、干部、家属和各种资材的船只,不时有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和拖走的。



            “向交通要道进击”

  陆路闯关东,要比海上艰难困苦得多。

  最苦的,是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

  9月下旬,3师所属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为左右两路纵队,陆续从盐阜、淮海地区出发,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4省,历时60多天,行程3千多里,到达锦州地区。



              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某军原副军长黄达宣,像瞿文清一样,是从战士、战斗小组长。

  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一个台阶没落当到副军长,然后离休。他们身上的伤疤,他们荣获的军功章,也几乎相等。而且,他们都是在黑土地上成为战斗英雄的。

  比瞿文清大两岁,高出一个头的离休将军,白发,浓眉,目光平易,温和中透着果断与威严。一口地道苏北口音,思路明晰。敏捷,谈叙像瞿文清一样简洁、明了,没有一个在官场听惯了,似乎能够显示身份、尊严和气派的“嗯”、“啊”之类。

  他是江苏泗阳县刘集乡人。17岁那年,父亲患一种病,吃不下饭。他不知道那叫食道癌,庄稼人都不知道。临死前,父亲让把家产卖了还债,母亲到姐姐家去,儿子自己去闯荡活命。

  往哪儿闯荡是不言而谕的。村东百十里处是鬼子中心据点,外边是伪军,再外边三不管地区是土匪天下。刘集人混不下去了,就去当土匪,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有股最大的土匪,头子就是他们黄姓人,这是父亲临终遗言,做为儿子,即使一辈子都和父亲对着干,这句话是必须照办的。

  母亲哭天抹泪不同意:咱黄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哪,可不能吃这碗饭呀!

  再一条路是投八路。老百姓叫新四军也叫八路,对共产党也叫八路,八路也叫共产党。鬼子汉奸说八路是“红胡子”,“共产共妻”。一次听说八路来了,人们哭爹叫娘这个跑呀。回来后,家里一样东西没少,院子还给扫了。老年人说,八路好是好,怕是成不了气候。他倒没想成甚麽气候,只是听说八路纪律严。庄稼人最受不了这个“纪律”。当土匪就随便,吃得也好。

  人老了爱回忆。无论尊卑,走到这一步,都能回忆出貌似偶然的一个或几个巧合来。

  决定黄达宣后来闯关东,今天又在关东安度晚年的人生的第一个巧合,是刘集乡一个出了五服的当保长的堂哥的一句话:当八路给你一斗小米,堂哥黄达芝早就劝过他。帮助料理完丧事又劝他,还是投八路吧,投八路给你家一斗小米。小米的魅力加上母亲的旨意,于是,他就扛上一支没有准星的老套筒,成了全村的第一个“红胡子”。半年后,另一个投八路的刘集人告诉他,那斗小米真给了,还说黄达芝就是八路的人。

  瞿文清不知道喝他烧的水的那拨扛枪人是干甚麽的,只知道那拨人是被八路打垮的。按照“阶级斗争”观点,那几天历史是算不得清白的。而本文另一位主人公黄达宣,若不是一斗小米,竟险些当了土匪。

  笔老还听过这样的故事。哥俩揭不开锅了,门口正过队伍,弟弟说,跟他们走吧。哥哥说你先走,我去趟茅房就撵你。结果,弟弟参加了红军,哥哥跟“白狗子”走了,从红领中时代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中,笔者一直相信这些老革命当初就是为了革命,解放天下受苦人,实现共产主义,坚定不移地走进革命队伍的。

  更不知道还有那麽多逃兵。

  黄达宣扛着一挺捷克式闯关东时,是独立旅1团1营1连1排1班1战斗小组小组长。

  第一步动员到陇海线作战。过了陇海线动员到临沂地区作战。到济南西边,说临沂敌人由山东老大哥部队打了,我们到平津之间去作战。从杨村过了平津岸铁路插向玉田,快出关了才正式动员进军东北。

  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胡可风,闯关东时是10旅29团宣传干事。老人说,从苏北出发时,动员口号是:举行大反攻,向交通要道进击,向大城市进击!进大城市还不高兴?日本投降了,也该进大城市逛逛了。过平津铁路前还算稳定,快到王田时,一些“瞎参谋”就嘀啁咕上了:一个劲地走,这是去哪儿呀?是不是去东北?苏联“老大哥”在那儿,都是共产党,大概去得。可东北太大冷,咱南方人到那儿受得了吗?

  正式动员和山东一样,讲东北多麽好,大豆有多大个,高粱米营养多麽丰富。出冷口一看,都是荒山秃岭。再一吃高粱米,有人就端着饭盆去问医生:你说高梁米营养多麽丰富,你怎麽不吃呀?

  苏北新四军在辽西瞅看高梁米,愁眉苦脸不动筷。山东八路军在辽东瞅着高梁米,“吧嗒吧嗒”掉眼泪儿。

  瞿文清那个连到辽阳后,没米没菜也没炊具。司务长说咱们下馆子去。大家乐坏了,一路上见不少城市高楼,虽没进去也开眼了。这回要下馆子,看看这关东馆子几个盘子几个碗。进屋规规矩矩坐下,每桌端上一大盆红眼高粱米饭。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就是不想动筷。

  黄达宣几乎是在平生第一次吃高梁米饭时,才明确自己是到了关东的。

  不是他不爱思想,实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

个人。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

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一是当医生,看病。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勤部长的张文星,战争年代就和粮草打交道了。1949年进军广西在苗区筹粮,讲不明白,差点儿叫个苗族女人一柴刀砍死。

  在江苏、山东、河北筹粮很简单。需要多少粮、菜、油、肉和饲料,到村公所找到管事的报个数就行了。都是老区。事先打过招呼,沿途都有准备。

  从冷口出关后就不行了。

  一是“满洲国”的地方,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二是人烟稀少,日本人搞“集团部落”,很多地方是无人区。三是穷,很多人穿不上裤子,大姑娘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不敢动窝儿。

  所到之处,都找旧政权人员联系。白天大都跑了,晚上好办些。

  敲开门,点上油灯,告诉他们需要多少粮草。没有粮草,就询问有没有地主,住在甚麽地方。这些人大部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眼睛直扫筹粮队腰里那铁家伙。

  地主粮食也不白拿,或者给钱,或者开条子。钱是解放区票子,人家不认;条子就是一张纸,当场写上20多个字,盖上章。告诉他,现在光复了,解放了,伪满票子马上要作废,这种票子就要流通了。

  再讲新政权很快就会建立,到时候把条子交给政府,就可以顶替公粮。

  这种条子几乎散见于东北各地。除去辽沈战役,每次作战所用粮草,基本都是取之于作战地区。开头老百姓不认条子,认为这不过是耍个花招的公开抢夺而已。共产党那几条破枪,还能打天下成立政府?后来可就重视起来了,其珍贵不亚于今天人们放置存折。

  出冷口通过的是刚辟为解放区的拉锯区。一些地方穷得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几家。找到村长,使劲咽咽口水,张口说出1千斤。村长说刚过去一拨,现在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个数了。拿出前面28团留下的条子给张文星看,说,若不信,我领你们挨家转转。张文星心里很不是滋味。都是庄稼院出来的,甚麽不明白?可明白又怎样?部队也不能饿着牡子行军呀。好歹凑3百斤,病号吃纯粮,别的都吃从山上搂的榆树叶子掺点玉米面的大锅粥。

  临走给钱时,村长哭了:对不起同志了,没法子,大穷了。

  张文星也要哭了:才过去两个团,后边还有那麽多部队呀!

  共产党部队还未过完,一些村子就陆续有人逃难了。国民党部队过去后,很多村子就空了。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三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

  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迨戍物价飞涨,商

  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

  虫,人民怨声载道。



  ——又过兵了。

  ——都是中国兵。

  ——中国兵,外国兵,“大鼻子”,“小鼻子”(东北人称俄国和苏联人为“老毛子”、“大鼻子”,日本人为“小鼻子”,称土匪为“胡子”),妈个巴子都是“胡子”!

  ——过来过去,这兵哪辈于能过完哪?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中,站在院子里的,躲在门后的,藏在山坡草丛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些穿着紫不巴叽、黄不巴叽、灰不巴叽的“二大布衫子”,后来清一色是黄绿色军服,戴着有点像牛尾巴下边那个东西似的帽子的兵们。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清朝的辫子兵,进关去打吴大帅的张大帅的兵,见了女人就红了眼睛的俄国兵,张口就是“八格牙鲁”的日本兵,像潮水样向关里溃逃的少帅的兵,也是中国人、却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满洲国”的兵,还有专门夜里过的“胡子”。在中国,没有比兵们更有力量的了,也没有比兵更臭的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看惯了,也看够了。可他们还得看着。因为他们不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会找上门来,叫你带路,叫你纳粮,叫你出女人。除非你闭上眼睛永远也不睁开。他们知道兵们全是在喝他们的血汗。他们不但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这些兵们。因为兵们是不种地的。若是中国兵打跑进来杀人放火的外国兵,那没说的,他们向着中国兵。可这样的时候太少,而且几乎没打赢过,大都是中国兵们在打。谁胜了,谁败了,与他们毫不相干。因为谁胜了,他们也是个穷。他们的义务就是纳粮,让这些兵们吃饱了,喝足了,玩儿似地过来过去,打来打去。

  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次大过兵和以往的有甚麽不同。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历史从来就是这麽教导他们的。

  40多年后,有老人说:当了14年亡国奴啊,那是甚麽滋味儿?谁来管你?“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走了,该安生过日子了吧?不!这回中国人可来精神了,都来抢呀打呀,唉,寻思起来,真叫老百姓寒心啊!



衣亦为天

  牡丹江军分区原独立团政委王振奎老人,闯关东时是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员。

  老人说,学员中南方人挺多,南方人热门话题是东北多麽冷。有的说,那地方耳朵一拨拉就掉了,鼻子一摸就下来了。有的说,听说撒尿得拿棍子敲,不然就拔不动脚了。有的说,那不是把“那玩艺儿”也敲掉了吗?东北人都没有“那玩艺儿”?

  黄达宣他们没有这种想像和幽默。不是他们缺乏想像和幽默,而是当他们得知千里迢迢是在闯关东时,那风雪已经无情地袭来了,雪花漫天漫地飘撒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呜尖啸。这些很少或从未见过雪的“南蛮子”(东北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一身单衣,苦不堪言,感不到一丝新奇。

  走起来还好,最难耐的是停下打尖(简单的用餐)。走一身汗,衣服湿淋淋贴在身上,风一吹透心凉。体质差点的喷嚏连天,病号越来越多。于是打尖的时间和次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已是越来越乏了,再加上饭盆菜盆中吃食越来越差,结果越走越慢,越慢也就越冷。

  还有像老天爷的脸一样,越走越冷的关东人的脸。

  有的老人说:若是再走上个把月,不用国民党,老天爷就把我们打垮了。

  10月12日,黄克诚致电“中央军委”:

    部队临行仓促,准备不足,途中不便多带,北进天寒,请准备棉背心三万

  ,鞋袜三万双,棉帽三万顶,大衣一部,以备到时补充。



  此类电报,黄克诚拍发过多次。

  从9月到10月,中央军委几次指示沿途有关地区负责人,解决陆路闯关东部队的棉衣问题。

  最终还是各部队自己解决的。

  沈阳军区后勤部原部长石瑛老人,当时是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他说,先到的部队,皮帽大衣大头鞋,应有尽有,都是日本货,还搞到些被服仓库。我们这些“南蛮子”甚麽也没捞到,一个个冻得缩头乌龟似的。好歹捱到阜新,黄克诚亲自下令分些白布、棉花,让各团自己做大衣帽子。土八路除了生孩子没有不会的。把白布用锅灰染了,剪成红领巾似的三角形,铺上棉花缝好,两个角往下巴上一系,“帽子”成了。往队列中一看,都成了五十年代围着围巾的农村妇女。走上几里再看,汗水锅灰搅在一起,都成黑非洲来的了。

  各部队出发前都比较注意服饰。山东有些部队还发套“细布”(又称“洋布”)军装。东北那麽富,又要和“老大哥”会师,土八路太土了叫人笑话。再说东北人没见过八路甚麽样儿,应该让他们看看八路的军威雄壮,可被凛冽的东北风一溜,就甚麽也顾不得了。

  1师未出冷口,政委粱必业就宣布:别讲甚麽军容风纪了,保暖第一,不冻坏就行。

  于是,这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英雄部队,披着被裹着毯子的,包袱皮和褂子包在脑袋上的,路边有块麻袋片甚麽的,也赶紧捡来缠在脚上。其狼狈状,令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都相形见绌,从海上来的,被“老大哥”当成了“海匪”,被冀东部队向老百姓介绍为“抓来的国民党俘虏”。从陆上来的,在老百姓眼里,不是“胡子”又是甚麽呢?



               火车不是推的

  谈到闯关束路上过铁路时,几乎所有老人都说自己“摸了一把”。

  摸到钢轨的说铁路是铁的,摸到枕木的说是木头的,摸到路基上石头的说是石头的。于是都遗憾过铁路时是夜间,没能看个明白。于是就问看过铁路火车的,问火车站着跑、躺着跑,人推的,还是马拉的,听得恭敬又崇拜。

  看过火车是一种荣耀,更不用说坐过火车了。

  赵绪珍带着他那连“海匪”,被“老大哥”放行后走到普兰店,坐上了火车。连魂儿都没剩多少的“海匪”们,听说坐火车立刻来了精神头儿,老远看见火车就跑过去,摸呀,看呀,把耳朵贴上去听呀,哺喃自语着,就像战后归家端详、抚爱妻子、情人。老百姓都来“卖呆”,姑娘媳妇捂看嘴笑。车开出不远,没人号召,又欢天喜地唱起歌来。

  有的说:这回可他妈开眼了!有的说:这回死了也值了!

  坐火车是一种冒险行为。

  “八·一五”前,铁路系统和所有部门一样,都操纵在日本人手里。日本投降后,日本人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打死,剩下的都徨徨不可终日,管理和技术人员奇缺。重要设备被“老大哥”拆走,老百姓则拿那些持家过日子用得着的。从车辆到铁路,破损程度史无前例。人们看到哪辆车“喘气”了,不管“票车”(当时人们称客车为“票车”,车站为“票房子”)、货车,蜂拥而上。司机开车前都要扔句话:出了事可别找我。

  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1千人,渡黄河,过雁门关,沿恒山山脉到达热河省会承德后,就是乘这种火车闯到关东的。

  王振奎老人说,听说要坐火车,大家乐得一夜都没睡好。

  是列货车。没煤,挑出300多彪壮汉子去3里外煤场抬来,再桶挑盆端往锅炉里加水。累大半天走不上大半天,停下来又上煤上水。

  有的车站没煤,就烧劈柴和豆饼。人和车呼吓呼吓一天,也就喘出百把里,跟“11”号差不多。不过都挺高兴,坐上火车了,过瘾了,有吹的了。

  到平泉换列“票车”,有硬座,有软座,还有卧铺。大家更美得合不拢嘴了。

  这列车没刹车风闸。车没闸就像老虎没笼子。又选出几十名壮汉,每节车箱连接处放两人,负责操纵手闸轮。

  车内已人满为患,又挤上一些“关东老客”。车梯上,挂钩处,行李架和车厢顶上,里里外外都站着人。

  火车憋足劲驶出不远,就听“吐当吐当”响,窗外山坡上的树却不往后跑。探头看,火车正在爬坡,动力不足,又是超载,车轮光在原地空转。列车司令下令推,一阵号子推上去,大家七嘴八舌乐开了:谁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话音未落,就觉得列车越跑越快,窗外树木一闪而过,像飞起来似的。大家乐得欢呼起来。突然间,车身剧烈抖动起来,稀哩哗啦,爹呀妈呀,行李架上的人都被甩下来,人撞人,人压人,乱成一团。

  最初的一瞬,王振奎好像看到有人在窗外飞一样闪过,接着就被人压在身下。他竭力想挣扎起来,那压力愈发沉重。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象有一个世纪,又好象只是一瞬间。最后一瞬的情形记不得了,10多年后在沈阳第一次乘电梯时想起来,就跟电梯启动瞬间的感觉差不多。

  醒来后,好像听到有人呻吟,惨叫。睁开眼,这是在甚麽地方呀?行李、包裹和人滚压在一起,人横躺竖卧着,软绵绵瘫着的,傻乎乎瞪眼的,懵头懵脑往哪爬的,空气中一股焦糊和血腥味儿。那时没有地震的概念,广岛、长崎爆炸两颗原子弹倒是印象深刻。莫非是美国往这也甩了一颗?

  爬出车窗,看见列车断成几截。有的车轱轳朝上,有的拧成了麻花,有的扎下路基。钢轨朝天撅起,七零八落挂着枕木,像梯子似的。遍地是人,鲜血涂溅车身、路基、路边电线杆和树木。这一切都被蒸气笼罩着,像下着大雾。

  原来,下岭时车速越来越快,操纵手闸轮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刹不住。学员7队指导员马绪清带着通信员,冒死攀爬过几节车厢,一看驾驶室里空空的,司机和司炉早早旱跳车逃命了。两人手忙脚乱熄灭炉火人,巨大的惯性依然拖着列车狂奔。快到叶柏寿车站时,撞上前面一节煤车。

  伤亡几十人。

  又调来一列火车。

  国民党军队快到锦州了,得和敌人抢时间。而且这带蒙族骑匪经常出没,大家都是徒手,不是久留之地。

  说甚麽也不坐火车了。

  从通化连夜赶来的炮校校长朱瑞,给大家打“保票”:这回前后各有一个车头,它若再“跑毛”,后边车头就拉住它。大家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若是再出事,我也没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代呀!

  重新登车后,提心吊胆地谁也不作声。

  王振奎老人说:当时我就想:是死是活就这一回了,这辈子再也不坐这“洋玩艺儿”了!



              最早获得军衔的人

  9月17日,一架涂有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飞机,从延安起飞,向东北飞去。

  坐在飞机上的中国人,是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委员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

  9月14日,曾克林向中央汇报挺进东北情况后,政治局立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搭乘苏军特使飞机赴沈阳开展工作,到东北要同苏军打交道。为着工作方便,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名义,授于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他们是我军最早获军衔的人。

  查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其中并无彭真、陈云、叶季壮的名字。文前“出版说明”,也未提及此事。

  仅凭一纸任命书,而不佩戴任何能够表示军阶的标志,也为土八路其“土”之一。不知是否也为古今中外军队之一绝。

  天气不好,飞机好像出了点故障,临时决定在山海关机场着陆。

  飞机在跑道中段降落,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尾巴翘起,来了个“稻田芭蕾”。

  彭真受了脑震荡。伍修权受点轻伤。叶季壮被翻倒的油桶和通讯器压住,腿部受重伤。陈云最幸运,舱门被东西撞开时,把他推进了驾驶室,只吓了一跳。

  第二天,一列专列把他们送到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大帅府,也算陆海空立体闯关东。



                “教授”

  彭真一行到沈阳第二天,中央又决定派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赴东北工作。

  想想此前此后,这些人在党和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就知道共产党为夺取东北下了怎样的本钱。

  罗荣桓是10月24日从临沂动身的。

  先是乘汽车,后是躺在担架上,由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抬到龙口。

  做为山东党和军队的统帅①①,两个多月来,他的精力和体力每逃诩在超负荷运转。

  接到朱德的七号命令后,他立即召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将各军区主力和基干部队编成野战兵团,发动反攻。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将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在此期间,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6万主力部队,4万干部,选择便捷途径,迅速挺进东北。这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作。选定路线,设置兵站姑,征调船只,后勤供应,部队轻装,思想动员……千头万绪,缺一不可。

  他本来是个病人。

  记不得腰痛始于何时。或许是在长征途中,或许是从晋西来山东路上。投笔从戎,生死置之度外,还顾得上脑热腰痛?只记得1942年攻打日照县甲子山时,肾病加剧,以致尿血。陈毅邀他去苏北治疗,那里有个奥地利泌尿科大夫罗生特。罹生特慧眼,说肾里有个肿瘤,却拿不出来。一位杰出的医生缺乏医疗设备,就像一位优秀的将军打仗没有兵。陈毅建议去上海治疗,毛泽东不同意。将军身上有伤疤,弄不好就是给日本人送去了。将军对妻子说:再坚持5年,打败日本再去见马克思。

  5年计划提前实现了,又闯上了关东束,登船前,机关人员一律换便衣。

  9月15日,中央在关于派一百个团的干部到东北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开入东北之部队”,“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换便衣是其中措施之一。

  戴墨镜的参谋处长李作鹏(最后职务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身材细长的保卫部长苏静(离休前为总参谋部军务部长),胖乎乎的供给处长何敬之(去世前为武汉军区后勤部长),都扮成商人模样。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觉得对方挺可笑,挺别扭,又想到自己可能比人家还可笑,还别扭。

 闯关东大军唯一一位外国人罗生特,怎麽也没找到一套合身西装。没办法,也像李作鹏等人一样,穿长衫,戴礼帽。可那蓝眼睛、大鼻子怎麽换呢?他对着镜子哈哈大笑一阵,又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摇摇头。

  当年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罗荣桓,化装成一位教授。穿件深色长衫,戴顶礼帽,配上那副实实在在的深度近视镜,更主要的是他原本就具有的学者风度。曾当过红军工兵营长的林月琴,穿上阴丹士林布旗袍,冷眼看去,倒也像个教授夫人。

  汽艇在海上颠簸两天,到达辽东半岛东南角的狴子窝。

  在海上曾被苏军巡逻舰发现了,说明身份后就放行了。



                “林总”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好像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看着好像也挺容易),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10月31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连昌、周保中。萧劲光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副司令,程子华任副政委,萧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

  林彪是8月24日离开延安的,目的地是山东,去山东军区任司令员。中央决定让罗荣桓回延安治病。结果,两个月后接替罗荣桓的,是新四军军长陈毅,从延安坐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大行山(写完这一节,梦见休彪乘坐的好像是那架256号三叉戟。写辽沈战役打锦川一章,又梦见林彪好像站在天安门上指挥战斗,手里擎着本小红书。——够荒诞的)。

  然后骑马,步行,大部分时间是步行。到河南濮阳,接到中央“万万火急”①②电报,命令林彪、箫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原定去山东的人,立即转道奔赴东北。

  笔者没见到这封电报。估计,这个时间应是9月19日,或是9月19日前后,查到这样两封电报。



  军委并请转罗黎:

    为掌握冀热辽战略枢纽,准备一切力量,争取粉碎国民党与我们争夺华北

  ,东北的进攻,以保东北的顺利争取,因此,我们为坚决执行军委这一意图和

  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

  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部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因此我及

  莆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并建议关于山东出征部队的转移,

  留守部队的组织,干部的配备问题,请罗黎萧迅速决定办理关于津浦战役①③

  的组织与指挥,应由新四军北进主力兵团负责,最好由陈军长、宋时轮等亲自

  指挥。

                  林彪

                 三十三日



  军委并请转罗黎萧:

    一)中央皓电及贺电,望你们迅速布置与行动,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

  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关于山东部队与干部,可先后陆续的走,尤

  其是干部须迅速北去,以便展开广大的地方群众工作及进行扩军,二)津浦路

  之破坏工作,望切实加以布置,最好即执行,除破铁轨外,必须挖坏路基,铁

  轨易补,路基难修,为此须以此种方法,奖励群众的破坏工作,展开群众的破

  路工作,部队尤应起领导作用,三〕我与萧等现在濮阳军区,拟有日动身经冀

  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我们带有原北方局电台,请富春多带译电员

  去。

                  林彪

                 二十四日



  还有前己全文抄录的,9月25日以“林箫”名义发出的那封关于防止逃亡的电报。

  就是说,接到那封“万万火急”电报后,还在闯关东路上,林彪就进入情况,开始工作了。

  而且,决心很大,信心挺足。

  10月中旬,林彪一行到达山海关,然后乘火车直达沈阳,从濮阳出发后,一路秋雨绵绵,天气阴冷,道路泥泞,日夜兼程,走得挺苦。

  过平汉路还和伪军打一仗,驮在马背蓝子里不到两岁的林豆豆,因马夫受重伤,马惊了,被掀到一片花生地里。黑灯瞎火的,好一番周折,才在一副马鞍子下面找到。

  当林彪在湿漉漉的马背上,或是迈动双脚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时,除了上面可能还有的电报,他还想了些甚麽?当心爱的女儿不见了时,他的心也像那张自皙的脸一样不动声色吗?当他到达“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山海关时,这位后来在中国十大元帅中排在第三位的将军,想到和感慨了些甚麽?

  有一点可以断言的,就是无论想些甚麽,那内容,那心情,那感觉,都和26年后在山海关乘256三叉戟起飞时不一样。

  也没人会想到此刻同在一个闯关东队列中的江华,35年后,会成为审判林彪等人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连江华都不会想到。

  历史简直就是个魔幻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