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 中国触动全球 第五章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
中国触动全球 第五章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1）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中国模式虽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问题，必须认真着手解决，否则我们可能会前功尽弃，最终中国模式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第二层意思是中国的问题虽然不少，有些还相当严重，但是横向地、纵向地比较一下，我们做得不比别人差，所以不必惊慌失措，只要沉着应对，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中国模式体现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简言之，如果不去积极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但如果中国自己乱了方寸，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国将不国了，这也会自己打败自己。中国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一种外部力量能够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今天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有三个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一是贫富差距问题，二是腐败问题，三是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国际横向比较中，寻求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总体把握，并争取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从而为中国的真正崛起夯实一个牢固的基础。
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不容争议的事实，需要我们冷静应对和认真处理。处理得好，我们的发展就能比较顺利与和谐，处理得不好，就可能经历挫折甚至危机。从世界的角度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但后来通过经济发展、社会改良政策的实施、中产阶级壮大等，终于实现了社会的基本和谐，其中有不少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但我们首先要对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有一个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印度，成了亚洲之最。甚至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扩大了，引来不少严峻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但上述观点与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实地观察得出的结论有相当的差异，我愿在此谈谈我的观察，并与中国的情况进行一些比较。
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去过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尔品第，去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去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去过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过肯尼亚的内罗毕，去过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去过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去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去过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这些地方的实地观察告诉我：这些国家的贫民窟规模超过中国三倍、五倍、十倍、甚至更多。我们的大城市贫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乡结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指的是一种成片的甚至一望无际的那种非常拥挤、肮脏、人居条件极端恶劣的简陋窝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买为例，城市人口的60%至今仍住在贫民窟。那种恶劣的居住条件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窝棚大都用废旧铁皮、油毛毡、塑料布搭成，到处是垃圾和尘土，平均五六百个人才一个公共厕所，人挤人每天排长队上厕所，排长队等候供水车的到达，阴沟是开放的臭水沟，充满各种秽物，苍蝇蚊子满天飞，各种传染病频发。印度城市中还有大量的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那一次，我是早上6点多坐飞机抵达加尔各答的，从机场到市中心饭店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一路看到数以百计的无家可归者，睡在路边、桥洞和墙角下。印度每一个城市里都有大量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你若给了其中一人一点钱，一下子就围上来十几个，有的可以一直跟着你到旅馆，甚至明天还来旅馆门口等你。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在孟买、加尔各答两个城市所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过去20年走过10来个城市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还要多。
我也看过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叫做Kibera 的贫民窟。内罗毕人口的50%住在贫民窟。但司机只带我在贫民窟外面转了一圈，解释说：“除非两辆警车开道，否则你给我1000美金我也不进去，因为进去就出不来了。里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车和钱都抢走，命也保不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重兵保护下去这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当地的居民打着标语欢迎他：“我们在挨饿！”“我们在生病！”“我们正在死去！”“我们的孩子没学上！”光这个贫民区的人口就有75万，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家庭拥有收音机，艾滋病发病率高于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2）
中国社会还有一个特殊的“春运”现象：我们每年的春节期间会有上亿农民工回乡探亲，然后再返回城市。为什么大部分农民工要返乡，为什么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返乡现象？人家也有自己的节日，但没有这样的返乡情况。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大部分的农民工在家乡除了有亲人之外，还有自己的或者亲人的土地和私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巴西、肯尼亚，大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或社会革命，或者经过了某种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剥夺了，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是真正意义上的赤贫。他们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万苦地进了城市，就绝对不走了，也舍不得花钱返乡。我看到一些统计数字说我们基尼系数达到了0.45，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0.40。这些数字本身可能还大致靠得住，但问题是基尼系数计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并不考虑一个人是否事实上拥有土地、私宅及这些财产的价值。有没有土地和私宅，对于一个农民，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的百姓来说，可能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天地之别。我想有志于研究国际贫富差距比较的学者，应该把土地和私宅这些相关因素也考虑进去，再来进行国际比较，其结果可能更有说服力（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发挥原创力，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对中国和世界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全面的评判，从而纠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标准可能带来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做这么一个粗粗的比较：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你仍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说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中国通过近30年改革开放，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印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另外，我们2007年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令人震惊，惊动了总书记和总理，惊动了全国所有的媒体，不少人以此推断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大危机。黑砖窑这类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同时我们也要对这种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有个实事求是的估计。还是以印度为例，根据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估计，印度至少有1000万到1500万（有人甚至估计6000万左右）的“儿童抵债奴隶”，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7天，家长把他们卖给雇主，终日劳作以偿还所欠债务，而这种债务往往只是区区几十美元。这些本是读书年龄的孩子只能为买断他们命运的雇主奴隶般地干十来年，他们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处理等行业。在印度，“儿童抵债奴隶”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印度宪法明确禁止这种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体似乎对这类事情已经相当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责众；二是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睁一眼闭一眼；三是这些孩子属于低种姓，其他种性的人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第四，各级政府腐败成风，被雇主收买的不少。
英国广播公司不久前拍了个《印度儿童奴隶》（Child Slave of India）的纪录片，采访印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他们对这个问题，要么否认，要么搪塞，但英国记者抓住事实不放。他仅仅访问了一个镇，就了解到该镇有15000这样的儿童奴隶，但是各级官员还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在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里，有多少政府官员真正关心上千万的这种低种姓出身的儿童奴隶？像印度这样一个此类问题比中国的严重程度至少超过百倍的国家，自我感觉却很好，对前途甚为乐观，而我们不少国人则认为这个黑砖窑事件预示着天要塌下来了。黑砖窑问题固然严重和恶劣，我们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并顺藤摸瓜，把类似的问题一个个解决，让坏事变好事。但天塌不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远远地走在印度的前面，去实现我们自己确定的现代化目标。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3）
至于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论点，特别是“农村像非洲”，则可能是出自于善意的无知。我不知道持这些观点的人有没有去非洲农村实地考察过。我走过18个非洲国家，访问过加纳、肯尼亚、斯威士兰等地的农家，都是离首都不到三刻钟车程的地方，大部分农民住的还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树枝在泥地上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砖房，上面也是稻草盖的房顶或者铁皮压上几块砖的屋顶。房子往往没有门，只有一块布帘。大都没有电。半导体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而中国多数农民在过去20多年里都盖了砖房，有的翻盖了不止一次，彩电都开始普及了，中国农村的网民数已接近4000万。
这只是个浅层次的比较。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非洲面临着一些中国农村所没有的特大问题，如战乱、社会解体、“瘟疫”规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战火最多的地方，从80年代至今，死于战火的生命恐怕超过1000万。仅90年代，刚果民主共和国从1998年开始的战争，又被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7个国家卷入，死亡人数已超过600万。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屠杀，三个月内就有100多万人丧生，苏丹目前的内战的死亡人数估计已超过40万。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的最新统计，非洲现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个人染上艾滋病。现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是2500万人，去年一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达200万。我曾去过斯威士兰，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艾滋病人数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为人死的太多了，棺材业成了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供不应求。一个斯威士兰朋友告诉我，他几乎每周都要参加亲戚和朋友的追悼会，死去的人大都是青壮年，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府根本无力对付艾滋病，药品都发不到基层。
非洲发展最快的另一个产业是保安业，因为恶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趋势发展，非洲许多城市，白天的行凶抢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险。原因是什么？一是贫困，穷则思变。二是家庭和社会的解体，孩子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很多，这些孤儿现在已长大成人，以赞比亚为例，孤儿人数据说已超过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从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反映这一切问题的综合指标就是非洲人均寿命普遍不到50岁。卢旺达的公务员最近在强烈要求：应该从45岁就开始发放退休金，因为卢旺达今天的人均寿命才50岁，公务员的退休金按老规定是60岁才发，已不合时宜。
相比之下，我们农村的人均寿命怎么也在65岁以上啊。从我的观察看，非洲农村总体生活水平还明显低于文革时候中国农村的水平。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大是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但把今天的中国农村比作非洲，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国际玩笑。我们农村的局部地区可能和非洲农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区还要差，但总体上，我们大部分的农村，我们大部分的农民的生活要大大好于非洲。联合国曾经通过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极端贫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中国于2003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但对多数非洲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该目标再过几十年都实现不了。我们还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个比方进行比较，你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出发，开20个小时，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或者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开两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
当然非洲很多国家也在认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比方说，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肯尼亚的人均寿命才47岁，乌干达的人均寿命才45岁，经济等各个方面比中国落后许多，但他们也开始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另外，这几年中国在非洲投资增加很快，带动了不少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石油和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涨也使不少非洲国家受益。但总体上看，非洲发展仍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评论，力求使我们在观察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时有一种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有一种更为多元的参考坐标。但这样做，绝不是说我们不必重视中国自己的贫富差距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非常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更为棘手，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1）
从国际视角来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都遇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应对这个挑战既有比他们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们不利的地方。我们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实力和财政收入增长很快。 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近25万亿元，约为印度的两倍。财政收入达5万亿元，中央和地方监管的国有资产超过20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17000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超过16万亿元。这与30年前国内生产总值仅3600亿元，财政收入仅约1132亿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强调要“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这确实是很有远见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强盛，我们就有能力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体系，使全体国民在基本生活、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免除国民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1979年以前的社会保障只是城镇为主的保障，现在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保障。我2005年访问古巴，感觉其经济状况异常艰难，但古巴还是实现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国今天的财力，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在观念上也有了突破：过去往往把保障体系看作是一种负担，现在知道这个资金发放下去，会较快地转化为消费，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和正义，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予生存与疾病的恐惧，这将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对整个人类进步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我们基本没有种族、宗教等问题的困扰。在印度、非洲和拉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里，贫富差距往往和这些问题掺杂在一起。印度最穷的是贱民，印度的上层往往是婆罗门，他们对贱民非常冷漠，不与贱民握手，不与贱民喝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贱民的身影当作是一天的晦气。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扶贫工作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异和经济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亚人质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交给中央财政，再转给贫穷的科索沃人。“那边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会理直气壮地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虽然也有地方主义的问题，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强得多。
第三，我们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决策能力、办事总体效率大大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全国取消农业税，几乎立竿见影，说到做到。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事可能扯皮十年还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农民收入的优惠措施，很快就导致深圳和上海等地农民工的短缺。2008年抗震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外，从处理贫富差距问题的技术角度来看，我们贫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与边远农村的差别。而在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已经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贫民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在墨西哥城，你开车从富人区到几十万人居住的贫民窟就是半小时之内的车程，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城市恶性犯罪率极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称之为“城市战争”，每年约4万人死于枪杀）。我们最大的贫富差别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与边远的山区。这种空间距离，使我们获得了某种解决贫富差距的时间差。
但是在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比其他国家困难的地方：首先是中国正处在自己的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扩大速度较快。新旧制度交替之际，总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败、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满。过渡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又会导致更多的不满，特别对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甚至诱发社会危机。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2）
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迅速滋生的时候。当时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令人发指。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里曾这样描述：一位侯爵的马车压死了一个小孩，他大声训斥孩子他爹：你为什么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这会伤害我的马吗？孩子他爹冲上去要与侯爵拼命，路边小酒店的老板赶紧拉住他，劝说道：穷孩子这样死掉，比活着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着的话，能有一时的快活吗？ 侯爵点点头，然后掏出一个金币往车外一扔。你还可以阅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萌芽》，阅读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莉妹妹》，你就知道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恶，多少牺牲。现在国内不少人谈北欧模式，中国能够今天就达到北欧的水平固然好，但这确实不现实，这还需要我们很多年的不懈奋斗，而且丹麦这样的国家也经历过自己《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阶段。
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的西方国家可以易如反掌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国还能自己制定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奴隶和无数华工“苦力”当时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奇迹。现在的国际竞争的条件是多么苛刻：游戏规则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个苹果到欧洲，都需通过人家制定的几十种技术指标的检查，其中很多指标纯属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极为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奋斗乃至牺牲，闯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大家如能从这么一个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待中国今天的进步及其伴随的问题，目光可能会更深远些，心态可能会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经说过，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如果当初这些国家因为种种社会问题，而放弃了工业革命，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发达国家，所以中国一定要过这个坎，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只有这样，中国才有辉煌的未来。
其次，我们文化中有一种超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以平等为宗旨的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我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明显小于许多国家。比方说，印度的贱民是一个1.6亿人的贫困阶层，但他们大部分非常认命，穷就是因为自己上几辈子积德不够，社会反抗和革命动力不强。而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比较强，这总体上是积极的，体现了人的尊严，比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迅速转型的国家，这种平等观也可能带来某些困惑，因为社会变革总会带来利益调整，一个习惯平等的社会往往更容易产生不满、牢骚甚至抗争。有些不满很有道理，反映出来的问题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决，有些不满则包含了妒忌和泄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又导致我们中国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显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国民。在印度，哪怕你是个饭店的跑堂，住在贫民窟，但只要会说几句英文，自我感觉就属于中产阶级了。而中国，经常光顾星巴克的白领也常否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据说要有两处房产才算。过去30年中，中国人总体生活水准提高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中国有结婚三大件的说法，70年代末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了；90年代则成了空调、音响、录像机；而到了今天已经是房子、车子、票子。现在年轻人结婚，房子成了结婚的“起步价”，网上在线调查的问题是“你会和一个没有房子的男友结婚吗？” 这个在中国看似很自然的问题，实际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质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国都属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但瑞士自己拥有房产的人2006年才达到总人口的36%，法国高些，达到55%，都大大低于中国，但满意度最差的是中国。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国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轻人结婚绝大多数都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一辈子没有买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中一些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想买房子，如不愿意背上债务、崇尚自由迁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确实是资金不够，置业对很多人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中国住房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级消费，在推动廉租房建设的同时，尽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这方面国际社会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再买房，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做法。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3）
总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解决贫富差距有难处，也有易处，但总体上还是易处多于难处，所以我们可以树立信心，把这个问题逐步解决好。我们应该在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的同时，尽快建成国民社保体系，使得全体国民消除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建设一个机会公平的法治社会，通过渐进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体制创新来遏制腐败，使所有人尽可能获得比较平等的发展空间。我们要通过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种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来看待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并形成一种同舟共济、健康向上的国民心态。我们还要通过教育，培养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习惯，包括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这不只是指亿万富翁和贫民百姓之间，而是指我们社会上的所有人，这是一个人权的概念，只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就要互相尊重，并从互相尊重中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严。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大变革的社会里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可以化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的心态也会更平和，生活也会更温馨。
我们还要提倡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对一个人、对一个国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环境暂时还不甚理想的时候，我们更要提倡这种精神。外国人对海外华人的印象有褒有贬，但几乎都同意这一点：华人具有罕见的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不管外部条件如何不公正，华人一般都能通过发愤图强，站稳脚跟，最终成为社会上比较成功的阶层。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印尼的华人蒙受过多少歧视、欺辱甚至杀戮，如果连1965年大规模排华骚乱也算进去的话，华人因各种排华骚乱而致死的人数估计至少有几十万（也有估计超过百万），但不屈不挠的华人还是通过自己的顽强奋斗，干了出来。华人虽然只占整个印尼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却掌控着印尼经济的半壁江山。我认识一些印尼华侨，听过他们抱怨，看过他们流泪，但他们都有一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制度越不公平，他们越要干出个样子让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包括社会不公的种种现象，但总体的大环境在不断地改善，自我实现的机会很多，中产阶级的阵容迅速壮大，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极为重要。中国整体的发展的环境比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知好多少倍。我们必须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其消极等待外部条件的改善，不如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奋斗进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轻言放弃，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中国人的希望在此，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在此。对个人来说，只要你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打败你。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碍我们民族的复兴。
考虑到我们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国情，在寻求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之时，我们也须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要防止极端平均主义和极左思潮卷土重来。在帮助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建立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要记住邓小平多次的提醒：我们的政策要注意“不养懒汉”。欧洲不少国家有这方面的教训，工人情愿呆在家领失业金，也不愿意工作。我们还是要鼓励每一个身心健全的人，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改善自己的命运。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能丢掉。
第二，我们在努力让全体国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防止做出不切合实际的承诺，因为那只会最终引起人们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们一定要走出穷富对抗的恶性循环。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导致大家一般总是喜欢公，而不是私。大公无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号，响应的人就很多。但是走遍了世界这么多地方之后，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凡是发展不起来的地方都是平均主义盛行、都是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严重的就是非洲。一位与我相交比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诉我：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里盖了一栋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烧了，所以社会财富始终积累不起来。不要说建房子，就是你工资刚发下来，大家都要来和你来一起花，你也必须和大家一起花，恨不得花完才好。非洲人储蓄少，与此有关。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4）
俄罗斯也有个经典笑话：农民伊万大叔看到自己邻居亚历山大家里多了一只山羊，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仙女问他：我现在可以帮你实现一个你最想实现的梦想。伊万大叔说：那就请你尽快让亚历山大家的那头山羊死去。
实际上，仇富是一种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东南亚，很多马来人，印尼人恨华人。在俄罗斯和欧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犹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欧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观察一下，打听一下，为什么恨？理由与中国也是一样的：富人有钱，富人招摇，富人投机倒把、富人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乐，一有社会动乱、危机、革命，富人总是泄愤的对象，富人总是少数，于是仓皇出逃，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穷人出了口气，但生活还是艰难困苦。
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引起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谈何容易。中国也经历了贫富差距过大等原因导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后平均主义的道路，效果并不好，导致了普遍贫困，所以才有30年前选择的这条鼓励竞争、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使我们今天有实力来更多地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记得1981年的时候，胡耀邦看到一份报告介绍哈尔滨待业青年自谋职业，不要国家投资，建成了生产沙发的一条“沙发街”，胡在报告上批示：“这种不要国家投资的事有的是，只要我们的同志高抬贵手就行了。当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费不多，问题是要到群众中调查和商量。”看到报告中说每个待业青年当年每月实际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挥笔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红呵！”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破除平均主义，调动各种积极性开始一路走来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为此做出了贡献，甚至牺牲。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话，却使我很感动。帖子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有功，虽然我下岗了。”没有下岗工人所做出的牺牲，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个关，闯不过去。我们要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现在的很多弱势群体，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作为人的尊严。
2008年四川大地震使全体国人都经历前所未有的心灵震动，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似乎久违的人间真情。面对罕见的灾难，国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职业、不分财富、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从亿万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为受难者祈福，都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灾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短短几周内，好像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心灵洗礼，骨肉同胞血浓于水的认识得到了升华，中国的社会向前大大地进了一步，中国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为本”从此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我们民族一切现代化努力的最终归宿。只要有这种精神，中国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温馨和美好。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贫富地区之间还应该建立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以上海浦东为例，2006年浦东的人均GDP是10000美金，假设中国贵州省的某个地区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你机械地看，这个差距太大了，两个地区差100倍，我要把它缩小，甚至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这是不明智的。这里关键是要看浦东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关系。浦东2006年的财政收入是587亿元，其中51.4%上缴中央，也就是说将近300亿是用于全国的发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来帮助贵州省的这个地区了。如果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确保让浦东的钱流到落后地区，帮助那里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特别能赚钱，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员高，但他能够把赚到的钱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帮助家里暂时还比较贫困的成员，这就是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浦东现在的外资金融业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如果这里的银行业是在为全中国融资，我们就不用担心。。陆家嘴CBD每平方公里实现的增加值是235亿美元，这是国际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资源汇聚多、增值效应强的表现这种效应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更是百年未遇，来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义，结果一时痛快，最终只会导致大家的贫困。浦东是一个给全国人民下金鸡蛋的母鸡，如果浦东上交的财政收入能够服务全国，如果浦东的金融业能服务全国，那我觉得浦东这个鸡越肥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浦东好，全国好。香港和内地的差别还要大，对内地是好还是坏？结果证明是好事，因为香港和内地也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改革开放30年，港资是最大的外资来源。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好，就说明了这种互动关系。
说到底，地区差别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辩证地、动态地去看，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的绝对区域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在幅员辽阔的国家更为困难。所以建立相对富裕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最可行的方法。
我们还要把中国当今的变革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环境背景中来看，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革命。当一个国家经历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其特点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社会每一个细胞都调动了起来，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这有积极的一面。可以说没有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但利益驱使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在制度还不健全的时候。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和欧洲的一些大国相比，他们在自己工业化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转移社会矛盾，而中国则要自己消化各种问题。比较中国过去30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过去英国、法国的工业革命，你会发现过去大英帝国或者法兰西帝国，其工业化过程中的贫富差距恐怕要几十倍于今天的中国，在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和许多殖民战争。1987年4月，坦桑尼亚的前总统尼雷尔访华，邓小平宴请他，我是翻译。尼雷尔对邓小平说，“德国统治过我们，英国统治过我们，拿走我们多少资源？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独立的时候我问我的工业部长，我们现在有几个工程师，他说：‘两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大英帝国内部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们主观意愿如何，我们今天的工业革命确实没有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出现过的许多问题，但现在看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比他们要小，而且我们还有可能把这些问题的负面效应进一步缩小，时间进一步缩短。中国没有搞殖民主义、没有去建立帝国、避免了其他大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相反，我们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使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获得了实惠。我甚至想到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如果中国今天也像英国当年那样，拥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领土，多100倍的资源，自己可以拟定所有的游戏规则，并在这种情况下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的起飞将会比现在容易不知多少倍。当然，今天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中国是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极其不公正的条件下，以自己独特的勇气和智慧，闯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各种要素准备，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从这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我们感到中国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需要我们珍惜。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可以能够通过建立贫富地区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使改革开放的收益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并最终动态地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使全体国民普遍地富裕起来，使中国真正迈入新型发达国家的行列。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中国的腐败情况引起国人的普遍反感和关心。对此，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断，甚至倒退。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也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腐败状况大概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中国的腐败属于什么性质的腐败？中国能不能基本解决腐败问题？怎么解决？
世界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组织《透明国际》把中国的腐败地位放在150多个国家中排名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芬兰 新加坡 香港 中国 印度 俄罗斯 菲律宾 乌克兰 肯尼亚，分别的名次为：（2004年）： 1 ；5 ；16； 71； 91； 95 ；104； 122； 129。（2005年） 3； 5； 15； 78； 90 ；128； 124； 107； 144。（资料来源：《透明国际》网站）
这种地位并不光荣，肯定不能令国人自豪，但确实也不是天要塌下，国将不国的局面。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国家和地区我都去过，这个排列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的结果也相当接近。我自己采用了一个自认为颇为独特的视角，我观察一个地方的出租车管理。在乌克兰、在俄罗斯，这些都是尝试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国家，出租车基本上由黑社会控制，你可以判断这些国家的腐败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机场，好几个大汉子就围上来，要你坐他的车，开出一个比你期望高两倍的价，你找机场的出租车管理处，他会告诉你，就是这个价。你没辙。只能找个看上去面善一点的司机，车上要么没有计价器，要么有了也不用。实际上这还算不错，基本没有黑车抢劫的问题，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馆，多付一点钱也就算了。非洲就连这一点都不能保证了。破破烂烂的车居多，各种各样招牌的出租车，都没有计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车抢劫的事情频繁。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败已经瘫痪了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功能。在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先通过熟人找车，或者找一两个确实有口碑的公司，这一般也只有在相对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如南非和肯尼亚等国家的大城市。你到印度这样的国家，新德里的计程车上倒是有计价器，但很少用，司机随口给你报个价，你希望他用计价器，他就说，那么，你还要加上空调费、行李费等等。这颇像印度的政治现实，名义上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执行情况差距颇大。这也多少反映了市场规范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寻租行为泛滥。坦率地说，从这些国家回来再坐上海的出租车，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奢侈了。当然你去新加坡坐计程车，服务就更加规范。如果说世界上的腐败状况可以分成低、中、高三个水平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腐败大致处在中级。高腐败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种瘫痪型的腐败，没有钱开路，什么都办不成。这在一些非洲国家尤为突出：你要办出生证吗？拿钱来。办身份证吗？拿钱来。办护照吗？拿钱来。你要见部长吗？拿钱来。你要见总统吗? 拿钱来。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给摆平，任何超载，一塞钱就摆平了。你要办驾驶执照吗？驾驶学校先敲你一笔，驾驶教员也敲你一笔，考官再敲你一笔，最后你去取执照时，政府办证部门再敲你一笔。西方非政府组织捐来的二手衣服，负责官员的夫人先挑选，把好的拿走，然后再放到亲戚开的二手店去卖。我曾去斯威士兰看过一个药店，我问有阿司匹林么？店员说给店长拿走了，实际上他拿去贩卖了。我还是以非洲的“高腐败”为例子，谈谈与中国腐败的差别，大概有这么几个差别：
一，是中国是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自己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腐败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败国家内，是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没有工业革命可言，但腐败却有增无减。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腐败属于新旧体制交换时出现的腐败，因为新旧体制交换，漏洞很多，给人以可乘之机，但随着体制转型的结束，这一类腐败可能会下降。
二，是所谓“资源的诅咒”。在中国，人们听说中国那里发现了新的资源，大家高兴，说明我们对国家的资源管理有信心，资源属于全国人民。但和许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谈中，他往往会告诉你，没有资源倒好，因为没有资源，只好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世界上资源少对一个国家，并不一定是坏事；日本、新加坡、瑞士，乃至大部分西欧国家资源都不丰富。一个国家资源不丰富，往往会使一个国家更注意投入人力资源开发，注意软环境建设。相反的是，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搞不好的很多。比较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亚，本来还有农业，后来发现了石油，农业就废弃了。但石油开发了几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却每况愈下，钱被贪污了，存在外国银行，但国内的汽油还需进口。最近几年，国际油价长了四倍，但我不久前访问了尼日利亚，碰到的人都对我说，现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20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发展水平差20年都不止。我曾看过一篇非洲《东非报》的评论文章，提到安哥拉新发现了石油，文章的题目是：“好像他们有了黄金还不够糟糕，现在又发现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 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资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体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监督。政府也不需要征税，当然也就没有了纳税人的监督。
第三，中国的贪官一般不敢公开炫耀，钱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过孩子和亲朋好友转移到国外，这固然非常恶劣，但非洲国家的许多贪官敢于公开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国，计程车司机对我讲：你看这个别墅是内务部长的，那边两栋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绳之以法呢？他说，我不管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这样做。他还说，你知道我们的总统有两个夫人，一个老的，凶的，一个年轻的，漂亮的。你问他，这样做不是违法吗？他回答：如果我是总统，我要四个。持平地说，不少国家的政治文化对腐败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宽容程度高于中国，甚至连印度、俄罗斯、乌克兰都是这样。从这点来讲，中国治理腐败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人民痛恨腐败，我希望我们的百姓和媒体睁大眼睛，使贪官污吏无处藏身。非洲国家对腐败的容忍与非洲的部落主义有关。很多领导人当选后，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观念根深蒂固。多数国家还没有真正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我曾在肯尼亚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一个议员被反贪污委员会指控为贪污，反贪污委员会派了警察来抓他，但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地的居民都出来，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兵，然后他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政府里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这个部族，结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奋，激动地呼喊各种口号，我不清楚事情的真伪，但我的感觉是第三世界的政客总有法子玩弄百姓于掌心之中。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1）
《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腐败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有高度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经济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现代化，一定会产生对法治环境的强大内需，而法治是对付腐败最好的办法。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整个社会呼唤更为公正的竞争环境，从中长期来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会产生对法制的强大内需，并最终导致腐败下降。换言之，中国的腐败走势有可能是这样的：“低腐败” → “中腐败”（现在这个阶段）→ “低腐败”。从国际比较来看，今天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经历过“中腐败”的情况，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英国国会议员的位子可以花钱买到。当时在印度代表英国政府利益的“东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员非常腐败，被英国人称为“人类的渣滓”。但这些国家几乎都能够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大内需驱动下，通过法治社会和反腐机制的建设，避免了非洲那种瘫痪型的“高腐败”，转向了“低腐败”。在华人社会中，香港经历的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没有产生对法制社会的强大内需，最后腐败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势是这样的：“中腐败”→ “高腐败” →“更高腐败”。中国的反腐斗争现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向下沉沦的话，可能会由“中腐败”发展成为“高腐败”。但如果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抓紧法治和反腐机制的建设，我们有可能逐步减少腐败，达到“低腐败”，而这个过程的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对依法治国、抑制腐败的强大内需。只要中国建设现代化建设是动真格的，那么对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会是实实在在的，只要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可能逐步减少。现在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香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内地也可能这样一路走来。
中国和“高腐败”国家的另外一个差别是中国毕竟经历过低腐败的阶段，有遏制腐败的巨大的文化传统资源，包括儒家的传统文化和共产党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来这样的清廉魅力型领袖人物的影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两种条件都没有，而活着的人的记忆中的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腐败的，经济落后又产生不了对法治的强大内需，所以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不可收拾。
不少人说，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发达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败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宾、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2007年4月，我曾当面请教《透明国际》的总裁Peter Eigan教授：怎么解释这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反而更腐败的现象？他说：民主化，腐败也民主化了，还给我举了个例子：过去智利是专制，秘鲁是民主，但秘鲁的腐败远远高于智利。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个文盲和贫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国度里，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败分子利用，从而变成了保护他们贪腐的合法外衣。腐败官员可以通过贿选等手段当选，使自己的腐败行为得到合法保护。印度、菲律宾、非洲等许多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我曾问过我的印度研究生，为什么印度的扫盲进展这么慢？他说扫盲是地方政府负责的，当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无知，对政客就越有利。这个解释可能有点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还有个经济水平低，公务员工资低，政府的繁文缛节过多, 官员的权力过大等问题，给腐败寻租行为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却导致了政治参与爆炸和政府失控与瘫痪，结果腐败行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发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势稳定下来时，腐败已由量变转成了质变，连基层的海关、警察队伍都烂掉了。以俄罗斯为例，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外国人敲诈勒索的事件，几乎所有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和很多外国游客都碰到过。乌克兰警察情况也类似。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2）
在反腐问题上，中国处在一个关口，看中国能不能闯过去。闯不过去，中国就永远是个发展中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工业革命，日本明治维新，都经历过腐败显著上升阶段。但最终现代化进展过程中对法制和反腐的强大内需，加上体制创新和机制建设等，导致了腐败下降。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和韩国后来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来年过去了，腐败问题似乎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国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塑造过一个人物叫戈万，这个人物说过一句名言：对罪恶的毒瘤，要开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须格外的冷静，而不是激烈。我们在认识和处理腐败问题时也要采取这种态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强烈的道德谴责，而是要通过扎扎实实的机制建设和法制建设来逐步遏制和减少腐败。在亚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们没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过法治建设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独立的反腐机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等，最终成为反腐事业的佼佼者。我们应该在继续铁腕打击腐败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经验和实践，先进行一些试点，然后在全国铺开，争取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使中国由现在的“中腐败”转入“低腐败”。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三个观点：
第一， 不管我们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败也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反腐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千万不能低估。腐败也会从现在人见人恨的“不文明”的腐败变成一种可以隐蔽的、比较“文明”的腐败。比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经济衰退和全球股市震荡：1万5000亿美金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腐败？这背后也许有更大的腐败，这些金融大鳄实际上坑蒙拐骗，无所不做，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连瑞士最大的两家银行都赔上了百亿美金，叫苦不迭，最后不得不求亚洲国家的主权基金来注资，这场危机造成的损失最终由全世界老百姓来买单。对于这种“货币战争”，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瑞士一位银行界的朋友对我说，这简直是“金融黑手党”的所作所为。现在人们开始用“第二代腐败”来形容它与第一代腐败的关系，真有点像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关系。“不文明”的腐败，就像传统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鲜血淋淋，给人感觉很残酷。而“文明”的腐败，则像高科技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电视荧幕上的只是一个坐标，加上几个闪烁的亮点，很文明的精准打击，使不在战场的人会忘记这些亮点下面对生命的摧残，与使用传统武器的摧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一贯主张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不知看了美国这场次贷危机，他该如何评论。这么大规模的危机，现在看来还只能出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公司对政治的过度影响，其政治制度过多地受到资本驱动，恐怕都是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总之，反腐将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过程，即使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也可能发生不同类型的腐败。
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的腐败状况，防止把问题夸张到不切实际的高度，然后动员悲情意识，呼唤再来一场革命。回顾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真像是指挥一场超级规模的战役，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该冲锋的时候要冲锋，该伏击的时候要伏击，没有伤亡和减员的战争是没有的。1979年邓小平要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杀出血路就是要准备负伤。就是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而是要抓住战机，奋勇出击。改革要考虑战略和战术、要考虑时机和成本、要打时间差，一旦抓住战机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这就是邓小平的领导风格。那种纯而又纯的改革，那种诗意般的经济和社会改造，那种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变革，古今中外从未有过。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3）
80年代引起人们反感的主要是双轨制物价改革引起的“官倒”。当时采用双轨制来进行物价改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颇为激进的物价改革方案已经引起物价上涨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但采用渐进的双轨制物价改革，也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官员的寻租机会会增多，一些乡镇企业不通过收买官员，往往很难弄到计划内价格出售的生产要素。但如果当时不及时进行价格改革，中国经济就很难走出计划经济的框框。中国领导人权衡利弊，认为不进行物价改革，中国付出的代价将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动了带有很大风险的双轨制的物价改革，并逐步地闯过了这一关。今天，我们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成熟起来，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我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场定价，没有当初这种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国市场的如此繁荣。这项改革成功后，由价格垄断造成的腐败，虽然还存在，但比过去大大减少了。和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比较一下：俄罗斯是价格一下子放开的，不仅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使腐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中国物价改革的社会成本也相当大，但还是明显低于前苏联。尽管这个改革很不完美，尽管当时带来很多问题，至今还有不少后遗症，但整个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认：中国进行的双轨制物价改革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中的一个成功的经典案例。
最后还要简单提及腐败与文化的关系。中国在反腐斗争中，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中国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人情网、关系网。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网、关系网很类似。这种人情网、关系网，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经济能起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看，不利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国、西班牙等，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最终都闯过了这个关口，建立了法治社会，意大利虽然也是发达国家，但腐败问题上解决得不如其他发达国家，你只要到意大利华人社会了解一下，就知道意大利的警察腐败得很厉害，意大利虽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会影响仍然巨大，特别在意大利南部，黑社会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包括选票和官位。在华人社会中，香港和新加坡闯过了人情网这个关口，而且据我观察，香港和新加坡在这方面，比法国、西班牙做得还要好。但多数拉美国家和中国，虽然经济也有发展，中国发展得还很快，但这个关口还没有闯过，所以我们尚未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的现代化社会。这方面，还有待我们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华人社会在解决这个超级难题上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1）
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沉重代价就是环境的恶化。虽然国际社会公认，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全球环境就逐渐恶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们自己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很多环境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必须认真解决好，因为这将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也曾希望能够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还是没有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这可能也是人类认识世界一种历史宿命：尽管一个社会总有少数人会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走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但要使得整个社会都认识到这一点，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甚至需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胁了多数人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才会顿悟，从而走上真正的环保之路。西方国家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中国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经历了不少环境灾难之后，我们终于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个概念，表明我们对环保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环保也成了全世界的关切。我在海外遇到环保专家，总请教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生态恶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彻底扭转过来？这是从邓小平分析问题的方法中受到的一个启发。邓小平做大的决策，总是首先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估计透，估计到最坏的局面，然后再看中国有没有办法处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当年与英国人谈判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就考虑了最坏的局面：英国资金带头撤走，其他外资跟着走。邓仔细考虑了这些可能性，然后作出判断：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流走的资金还会流回来，即使这些资金不回来，其他资金也会流入。这个问题思考透了之后，他就在傲慢的英国撒切尔首相面前，把话说那么掷地有声，一锤定音。我们的生态环境现在很脆弱，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究竟能不能彻底扭转环境恶化的被动局面。我请教过多位欧洲的环保专家，他们都告诉我：只要中国下定决心搞环保，一定可以扭转现在的局面。他们说，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至少与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严重，但经过努力，欧洲今天已经成了环保相当成功的地方。伦敦的污染曾非常严重，伦敦过去的别名叫“雾都”，而“雾都”的最大危机爆发是20世纪50年代。1952年12月伦敦曾出现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事故。1953年伦敦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多人死亡。这样推算，我估计当时伦敦的污染情况可能不亚于现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欧洲最大的河流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因此我推断：其污染程度可能不亚于今天的淮河、黄河。瑞士森林里的树木开始枯死，欧洲北海沿岸出现红潮。最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环保的共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认真着手解决环境问题，严格立法执法，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欧洲环保专家还认为：只要我们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大自然的自我康复能力非常之强，莱茵河、泰晤士河都是这样慢慢康复的。有人说，我们人口压力太大，环保很难做。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最坏的假设：我们的人口确实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资源拥有量来比较，我们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60年代环境污染也很严重，出现过水俣病，曾在短期内造成1400多人死亡，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终于形成了全民的环保共识，然后经过仅10来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转了环境恶化的颓势，使日本奇迹般地从一个污染大国变成了环保大国。如果我们在环保方面能向日本学习，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计就可以扭转目前在环保方面的颓势。另外，在生态文明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一位德国朋友告诉我：德国环保虽然做得好，但是德国的工业革命和上百年的内外战争毁坏了大量的森林，德国现在的很多森林，都是战后植树造林形成的，“从生物多样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个非常差的国家，我们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态森林，连一条狼都没有。而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由此而想到：我们要痛下决心，保护好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这就是保住了我们环境生态的根。生物多样性最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现在还无法预料的巨大收益。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2）
我曾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对此有一些感触。哥斯达黎加走过一段弯路。 从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励砍伐热带雨林，建牧场养牛，因为美国快餐业迅速发展，哥斯达黎加牛肉出口到美国，能赚大钱。但后来这里的人意识到，原始雨林的土层很薄，不适合农牧业，而保持热带雨林本身，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样性，价值无限。我去了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听的，给人的感觉真是奇妙，令人心醉。先是一股闷热的浪潮向你冲来，然后是各种各样奇妙的声音，鸟、虫、小动物的欢乐世界，还有色彩斑斓的奇异花卉，使你一下子感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划着小船，沿河而上，两岸的树千奇百怪，一些树倒挂在水中，像是根雕作品。突然，看到了远处简陋的小平房，还有一大批奶牛，平房烟囱还都冒着炊烟，这时候你突然感到人类生活已经靠大自然太近了，千万不要再靠近了，再靠近，这些热带雨林也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环境和生态问题相当程度上也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关系。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恐怕还是要靠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而不是推倒重来。我们模式中的具体做法可以调整，但我们模式背后的一些思想，如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不断的试验、政府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继续指导我们的环保工作。例如，中国政府决定，为了节约能源，空调夏天不得低于某个度数，冬天不得高于某个度数，这种强势的规定对全国环保都有意义。我们常说干部的考核指标只看GDP，结果造成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在干部考核项目中融入环保的内容，并且加大这部分内容在考核体系中的力度，这就可能大大推动我们的环保事业。也有人说我们如果能够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环保，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哥斯达黎加不富裕，但政府已经把“环保立国”定为国策。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能不能从一些省份开始试验“环保立省”？对那里干部的考核主要用绿色指数，而不是用GDP。实际上，换一个角度看，推动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又何尝不是世界留给中国人的一个机会。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软实力大幅下降，固然与其发动的愚蠢的伊拉克战争有关，但也与美国不愿意改变其个人自由至上与财富消费第一的生活方式有关。在欧洲，一谈到美国对能源的超级浪费和布什的环境政策，人们只能摇头。但欧洲也有自己的难处：虽然在环保意识和技术创新等许多方面，欧洲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欧洲已是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是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北欧一些国家骑自行车已蔚然成风，但在多数南欧和东欧国家，每个家庭还是拥有或者渴望拥有两辆车。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似乎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中国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传统工业文明转向生态工业文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必须告别美国和欧洲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拥抱一种更为健康、更为环保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是严峻挑战，但也是难得的机遇。
首先，这样做对中国自己有利。我们的环境已经无法支撑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生产方式。中国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已经高度脆弱，环境污染已危及国民的身心健康，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危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潘岳先生说要算两笔账，很有道理：一是算一下按传统工业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还要付出多少经济、社会、政治、健康的代价？二是走循环经济、绿色生产和消费、可再生能源的生态工业文明的道路，这个转型成本有多少，风险有多少，好处有多少。这个账算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更加义无反顾地推动生态文明。这方面，考虑得最彻底的大概是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据《金融时报》报道，以色列准备用太阳能发电站来供电，全国使用电动汽车。在全国建设5万个太阳能汽车电池充电站，以色列的佩雷斯总统说，“太阳能是民主的，谁都可以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内我们的石油进口可以减少一半，十年内可以完全不需要进口石油。世界上的两大问题：石油是最大的污染源，也是最大的恐怖主义的资助者（石油生产国几乎都是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约有两百万辆机动车，以色列计划投资50亿美金，建设大型太阳能发电站来解决这些汽车的用电需求。这个计划是否最终能够实现，现在还难以定论。如果我们撇开以、阿冲突这个政治因素，客观地看待这个设想，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极具前瞻性的设想，值得我们的研究和借鉴。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3）
第二，环保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环保意识反映了个人修养，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一个人吃完水果把果皮扔到垃圾桶，而不是扔在马路上，就体现了这个人的文化素养。一个家庭耐心地把垃圾分开，装入不同的垃圾箱，这是一个家庭文化的提升。环保可以使我们民族形成一种更精致、更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现在欧洲已经很少有人穿裘皮大衣了，因为穿出去就等于违背了保护野生濒危动物的主流文化。现在在瑞典等国开始出现一种新文化，以开耗油的大车为耻辱，以开环保车，甚至骑自行车为时尚。法国的环保宣传比较柔性。每家都会收到使用煤气须知，告诉你暖气每降低一度，就可以为你自己节省多少钱，就可以为缓和全球变暖做出贡献。如果我们也能形成这种环保文化和时尚，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似乎过于讲究物质生活的社会，也会是一种巨大的文化提升。在环保方面，我们应该也可以走到美国的前面去。如果我们能以环保为契机，推动有个性、有品位的环保生活方式，这将有助于改造我们现在崇尚奢华的社会风气、有助于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和素质。我在智利访问的时候，一位当地的学者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智利的国歌很美，里面有一句这样的歌词：‘智利，纯净的蓝天，百花点缀的欢乐伊甸园’，但是很遗憾, 如果全球气候再变暖下去，南极冰川将溶化，我们的国歌歌词也要改成‘无花点缀的失乐园’ 。”她又对我说：“看到南极冰川的溶化，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就像你们看到万里长城塌陷了。”她这句话打动了我，我也希望我们国人也都有这种强烈的环保情怀。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以成为有序政治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一块试验田。环保离不开民主参与，只有全民自觉地广泛地参与，才能做好环保事业。环保也是一个需要政府和民间携手推进，才能做成的事业。我们可以尝试在环保领域内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实依法治国，实行信息公开，推行民主决策和舆论监督，开展市民生活自我管理等。这种改革试验的风险较小，而成功的几率较大。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于整个国家今后的政治改革都会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四，环保也很有市场。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生态文明建设能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也能催生很多新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回收和利用旧钢铁就是一个产业，德国的废钢回收率已达80%，荷兰是78%，中国才20%。可再生能源更是新兴产业，丹麦的风能发电已经占到了该国总发电量的20%。虽然现在太阳能、风能在世界能源总量中的比例还不到2%，但增长的速度很快，中国这方面不能落后。如果今后中国自己生产的环保节能车，能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并打入欧美市场，这本身就包含了无穷的商机，而且也能改变国外对中国环境污染的负面印象。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又一次考验。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比西方做得更好，应该能给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如果我们能把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很多成功思想和实践，创造性地转用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不仅可以更好地推动我们的环保事业，而且可以带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进步。中国模式和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与软实力，也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我们的世界更加和谐，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碧水、蓝天、白云和好心情，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变被动为主动，义无反顾地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并最终以一个环保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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