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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的曲折道路看领袖的意志品质 2

从毛泽东的曲折道路看领袖的意志品质 2



二.走向胜利的经验认识



(一)方法论:“四不”。



在人生和事业遇到挫折,处在低谷和逆境时怎么办?肯定在许多办法,从伟人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以下带根本性的态度和方法。



一是不消极对待。在取得那么大成就后,受到了那么不公正的打击,一般情况下就消极了,甚至有的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么做的呢?周恩来回忆说,在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没过多长时间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他却没有把自己置之度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当时有些会议不通知他参加了,但他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毛主席自己说,在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直到1957年,毛泽东还非常感慨地与曾志回忆: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他利用受难的时间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写出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这山沟里出的马列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最近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完全是另一种感觉。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瞿秋白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他是教育部部长兼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都是受打击和排挤的人,长征后他留在根据地被俘,1935年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就义。据记载,当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地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后,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对行刑者说:“此地甚好。”然后从容就义,表现极为洒脱大气。但在他最后的话中却反复说:自己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才做了共产党领袖的,四中全会受到批判撤职后,政治上疲劳、倦怠,对于政治问题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就依着怎么做,中央认为自己说错了就立刻承认错误,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还说自己已经死灭,没有力气再跑了,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这与毛泽东比起来是很不同的。



二是不放过机遇。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关键时刻、关键点上,勇敢而机智的抓住机会,改变处境乃至改变历史。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馅饼,也砸不到自己头上,条件是自己创造的,形势是自己营造的。我们想想:如果不是在长征开始时,坚决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如果不是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情况下,坚决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如果不是在大家对博古、李德义愤填膺时,及时组织遵义会议;如果不是在长征路上,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做工作,让大家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最后争取到多数支持,在遵义会议举手表决20多人同意他重新领导军队;如果不是在得知张国焘图谋不轨时,果断决策带部队连夜北上;如果不是利用代表张浩,巧妙地做张国焘的工作克服分裂;如果不是让任弼时、王稼祥去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真实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等等,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系列机会,努力去工作、去斗争,才有了最后伟大的成功。



三是不简单行事。毛泽东处理问题,总是比别人考虑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留有余地,更加着眼长远。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完全可以一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但他却推荐张闻天先干些时间,其中有寓意深远的考虑。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实践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来开展与张国焘斗争,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包括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开北上时,陈昌浩派人去追,他的副参谋长李特拿枪逼近毛泽东,曾最排挤毛泽东的李德抢上去抱住李特,奋不顾身地保护了毛泽东。在接到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电报后,大家都很气愤,杨尚昆、叶剑英等都主张开除张的党籍,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哪!”他从团结四方面军干部的角度,坚持不开除张国焘党籍,暂不给张做结论,不宣传张犯的错误,给他留一个北上的面子,后来做工作就有了余地,能比较好地解决他的问题。即使在张国焘南下破产后来到陕北时,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东去见面,讲毛泽东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领袖人物,劝他不要再争;再派周恩来前去迎接,向他介绍情况;还指示林彪率所有红军学员迎接,使他能够体体面面地与中央见面。在与王明做斗争时,并没有搞得势不两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实践中觉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苏联汇报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真实情况后发话,王明最后不得不低头服输。最后取代张闻天当党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来后不设总负责,把他排成第九位常委,后来在整风中连他自己都认为不合适当领袖时,才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



四是不动摇信念。毛泽东早年曾说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意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他晚年经常说,路线之争不得不争,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在遭受打击的岁月,他也是不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有机会就再三提出来。刚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这不是急躁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和忍耐性,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而转折往往是在最后的坚持中。



(二)本体论:“二对”。



所谓本体,这里是借用哲学名词,讲战胜逆境走出困境对主体、自我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思想认识要对,二是措施办法要对。你必须是正确的,人家最后才能服气,才能引导事业走向胜利,如果自己错了,就不能坚持错误,就要改弦易辙、服从真理。



1.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认识是对的?毛主席曾多次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比教条主义高明,比其他领袖高明的要诀,就是注重调查研究,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有掌握的情况。他的著作中,有专门论述怎样搞调查研究的文章,还有大量经过专题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刚上井冈山时,他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在井冈山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发展成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他对官兵们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1931年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写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长征路上那么艰苦,许多东西都扔掉了,但有几份调查报告手稿,却一直珍藏在身边,最后带到了延安。



2.怎样保证自己的决策办法正确?还是要调查研究。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悬殊很大不知道该怎么打,就与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那里看到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敌人计划,最后打胜了。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他还把自己过去写的调查报告,专门印发给大家学习。他说:“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时说,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像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多次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三)规律论:“三点”。



认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长远,在逆境中才能安之若素,沉稳应对。要认识那些规律呢?



第一,发展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道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道理。《易经》在“四书五经”中被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东方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受到它的影响。素有“孔子读易苇编三绝”的说法,就是把捆书的绳子都磨断了3次,可见下了多大功夫。孔子还感叹,如果早读到《易经》,就不至于犯那么多错误。对《易经》的理解,有象数派、义理派之分,易数派主要是算卦的,易理派主要是悟道的,孔子是易理派的带头人。易理说到底就是变易,就是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是那种否极泰来的领悟,由此可以保持战胜逆境和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第二,万事万物相辅相成。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落大起,百炼成钢等,这是杰出人才成长的规律,是成就事业的必经之路。



第三,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格言,也是老子哲学带根本性的思想,对这句话有多种理解和阐释,其中一个意思是讲,相反的东西是前进的动力,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规律的存在,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证明的。现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叫任法融,他讲道的主题就是“反者道之动”。我曾在饭桌上听他讲过,有许多生动事例和修炼中的领悟。我们的祖国近代以来多灾多难、任人宰割,几近亡国灭种,这反而激发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通过艰苦卓绝的抗争,几代人的奋斗创造了今日的辉煌。从我们党的领袖成长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个道理。毛泽东发展三落三起,历尽极为曲折的磨难,最后终成顶天立地的伟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受磨难是好事不是坏事,大磨难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自己能否摆脱一般人的视野和心态,把自己放到更高层面上去对待困难和逆境。



(四)结论:四句话。



我们用毛泽东对人生事业的领悟来讲。在他的爱女李讷大学毕业时,毛主席送给她自己喜爱的4句话:



1.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亚圣孟子的话,千百年来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在穷困潦倒时不懈奋斗。这话的大致意思是,上天要赋予这样的人重大责任的时候,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还要使他做的事情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这些来使它的内心警觉,意志坚定,增加他所不具备的才能。



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据耿飚回忆,这是延安时期经常说的一句话。1988年5月,美国一个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一位叫德穆克的客人,让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会面。当时,耿飚因有其他活动没有安排,德穆克就托人转给一本厚厚的影集,扉页上用英文写着一行字:“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打开影集第一页,就是他与这位曾是美国军人德穆克的合影。为什么是这样的称呼呢?要追溯到40多年前,也就是1944年,美军驻延安观察团,也称“迪克西”使团,组成一个7人观察组,由耿飚带领部队护送,穿过敌占区到晋察冀军区。美国人对这一充满冒险精神的行动感到很刺激,也很佩服耿飚和八路军官兵的机智勇敢。当时这个德穆克是美军观察组组长,他问耿飚:“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行动?”耿飚想起延安学习时经常说的那句话,便回答他说:“无所畏惧!”



这群美国军人听后感到非常“OK”,于是便把这次行军称作“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所以在影集扉页写上了那句话。一支部队的官兵、一个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这样认识问题,成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不能战胜的敌人吗?肯定是天下无敌的!



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延安时,每当抗大举行开演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通常都要到会讲话。他鼓励学员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他还告诫大家,革命的道路如同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则。著名作家刘白羽回忆说:“当毛主席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他安详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来毅然决然走上前。”可以看出,当你认识到这样的真理时,一切困难都成了成功的前提,都是为光明的前途做准备时,困境和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有了前三条,这样的人生态度也是必然的,有了这样态度谁能把你打倒呢,什么困难你克服不了呢?



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写给自己女儿的,也是他总结的经验、他人生的写照、他信奉的格言、他成功的秘诀、他超人的智慧,他力量的源泉。为什么是这样几句,而不是其他的话,一定是在这位伟人看来,这些道理对人对事业的发展最要紧、最根本。